欧阳燕的新裙子

天气越来越热，时间已经逐渐逼近六月底，眼看我在学校一年的工作即将结束了，心情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因为所有代课老师都是一年签一次工作合同的。暑假来临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代课老师面临着重新洗牌，哪些人可以留下，哪些人会被解聘，这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这些敏感的问题让学校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而微妙起来。

深圳的外来人口几乎占了百分之九十，大量不是本地户籍的学生涌进公办学校。学校按原来人口配置的编制老师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所以只能大量招聘代课老师。2000年前后，内地普通公办中小学老师工资普遍在一千元以下，甚至更少，在深圳代课却可以拿到两千元以上，加上节假日的过节费和年终奖年薪大概能拿到3万元左右。这对于全国各地的还处于贫困线的老师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所以每个公办学校的代课老师几乎占了全体老师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

在职的老师也由此分出了地位的高低，不同的待遇。

代课老师不仅仅要承担学校最繁重的工作，但凡是公办老师不愿意做的事情大部分都由代课老师去完成，例如要主动担任班主任、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和教研活动，用良好的表现来证明自己对工作的热爱和对学校的忠心，而代课老师的工资却只有公办老师的三分之一，总收入不及公办老师的一半。

而在我们学校，老师也衍生出了不同的等级，形成了一条畸形的歧视链。

首先是深圳原居民的公办老师最为趾高气扬，他们高高在上，鄙视所有老师。然后是有深圳户籍的公办老师，大多数是通过各种关系调进深圳的外地人（当时还没有公开招聘老师的政策）。他们骨子里都看不起代课老师。

可以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一切。

可怜的代课老师也分好几种。

第一种是本地人，虽然没有正规的师范教育学历，但利用当年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关系做了代课老师。这种老师大多年纪偏大，没有什么教学水平，只是依仗是本地人的关系，歧视别的代课老师。

第二种是当权者的亲戚，背后的靠山可能是村镇干部，也可能是校领导，反正是有后台，说到底也是关系户。虽然同为代课老师，但也歧视没有任何关系的代课老师。

第三种就是地位最低微的，就像我这样的代课老师。既不是本地人，也没有领导作为靠山，只能是处于这个歧视链中的最底层了。也有一些老师为了攀上多少关系，不惜点头哈腰，逢年过节去领导家送礼问候，打点一切。有些年轻的女老师，为了求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委身下嫁当地一些条件很差的当地人，甚至心甘情愿做了某些有点权势男人的地下情人。

所以，现实就是那么残酷。杀生大权在别人手里握着，人在低檐下怎能不低头呢?

薛兆丰的北大的经济学里讲到：只要由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其实存在，如果改变的成本太高就不要执着去改变，因为这样得不偿失，倒不如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事情上。

但是初出茅庐的我并不懂得这个道理，经常会为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愤愤不平。

通过冯丽丽的这个八卦中心，我知道很多爆炸性的内幕消息。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一惊一乍的，慢慢地听多了就不以为然了。深圳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情我愿，对于那些有违传统观念又不犯法的事情，就像看到皇帝的新衣一样，谁也不会声张。因为谁也不是圣人，谁也不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

人性都是丑陋的，也是经不起考验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到权力高层的时候，会利用各种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为钱为权为色。当年轰动一时的赖昌星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件，上上下下波及近700名官员，他虽然仅有五年级的小学文化，却能深刻地够洞察人性，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有爱好。”

可想而知，平凡如我等草芥，一朝飞黄腾达，拥有了特权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谁也不敢想象，谁敢说自己就一定比别人高尚自律呢？

制度才是对人性最好的约束。

经济学里说了，人类是最求利益最大化的动物，也是追求损失最小化的动物。

一旦代价足够大的时候，人们就会自觉衡量得失，看看哪一头更重要了。

中国人不希望孩子在青春期早恋，不鼓励多谈恋爱而赞成早婚，生怕别人议论多谈恋爱是滥交，尤其是女性（始终还有很多人有处丨女丨情结），但婚后常常会因为彼此不够了解而出现很多婚姻问题，很多男人也理所当然婚内出轨，家暴，习惯性去嫖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