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和项磊一起去了那所小学。

那里相当偏僻，附近不通公交车，我们下了公交车打了三次电话向张老师问路，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才总算找对了地方。在一大片垃圾场附近，有很多临时搭建的砖房，那所小学，就坐落这些简易砖房组成的一片生活区里。

最终来到这里，我们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北京城区。

张老师怕我们找不到具体位置，早早就迎在了路口。她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脸上一直挂着慈爱的微笑。她指了指另一个方向对我们说：“其实从那个方向下车到这里更近，不过没法儿过来，今年春天刚修了一堵高墙。”我俩顺着张老师指引的方向望过去，果然看到了不远处有一座现代化立交桥，桥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张老师把我们带到她的住处，倒了水让我们洗了把脸，又洗了水果，忙活了半天才坐下来攀谈起来。

张老师说孩子们现在到不齐，所以开学的日期一推再推，明天才能正式上课。我问为什么到不齐，张老师说，那些孩子们有的回老家过暑假了，有的还在帮父母干活儿。项磊惊讶地问这些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能帮忙干什么活儿呢，张老师说，这片区域是农民工的聚居地，大多数都是捡垃圾的，别说上学的孩子了，那些还没有上学的孩子都能帮着父母创收了，而且，还能干些大人都干不了的事儿。

有个孩子叫小武，是个小帅哥，特爱笑，可就是呆呆傻傻的，常被小伙伴们欺负，父母认为他智力有问题，一直不愿意浪费钱让他上学，张老师多次家访，好说歹说，总算说动了他的父母。可是好景不长，从小武入学以来，先后三次被父母打回了家，不是张老师几次三番去要人，这孩子还是没学上。

假期开始的时候，小武的母亲找到张老师，请求张老师帮忙在一张大白纸上写几个字，张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可一听小武母亲的口述后马上严词拒绝了。张老师说小武母亲的那套把戏你们大概都见过，她要让她的孩子低着脑袋挂上书包跪在人潮汹涌的城市街头，面前铺上那张白纸，白纸上写的正是小武母亲杜撰的那些让人动容的悲惨经历。

被张老师拒绝后，小武母亲声泪俱下地说起自己家的生活何其困难，不是万不得已，怎么也不会舍得让自己的孩子去跪地乞讨。张老师气愤不已地质问她：“我就问问你，小武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你们两口子辛辛苦苦挣钱到底是为了谁？”小武母亲哑口无言，失落地离开了。几天后，不知道他们找谁代了笔，还是让小武沿街乞讨了整个暑假。

“他们有钱！他们有的是钱！”张老师激动地对我们说，“这种生计虽然不够体面，但还是能挣到不少钱的，他们这是挣钱挣疯了，都忘了挣钱的目的何在了。孩子多，利益只看眼前的，他们那些钱是分毫必争来的，给孩子上学都觉得是一种浪费，用来干什么？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儿！听他们常常在一起念叨得多了，也知道现在农村盖新房都攀比起来，给一个孩子折腾好一个像样儿的小院，差不多要10万才能下来。让孩子娶上媳妇儿住上新房，这辈子也就算消停了。他们觉得这才叫圆满。”

“从这些孩子现在的状况就能猜到这些父母当年接受的教育了，有时候想想，不是他们不愿意跳出来，而是他们跳不出来。他们给孩子铺的路，仍旧是他们自己走过的那条路。”张老师接着说，“其实附近这些孩子的家长都很尊敬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平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们可热心了。喏，我这小房子就是孩子家长给张罗着盖起来的。”

问起张老师怎么住在这种地方的时候，张老师告诉我们，94年她退休以后，原本居住的地方赶上拆迁，新房交付之前，一家人就在这边租了两间平房居住，看到附近很多孩子没学上，自己又闲着没事做，就办了一个补习班，免费教那些孩子们读书写字，中午还留他们吃饭，起初只有四五个孩子愿意来，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为了省心也把孩子送了过来，于是张老师就象征性地收起了学费，另租了一间平房，又雇了一个保姆，专门给孩子们准备午饭。后来学生人数一直上升，这个所谓的学校就一再为了寻求更宽敞的地方而四处搬迁，搬来搬去就搬到了这里，可张老师来回不方便，于是学生家长就张罗着盖了这间房子。新房早就可以入住了，张老师和老伴儿一直没有搬去住，没想到，这样下来，一晃就过了10年。

我问：“那些孩子为什么不去本地小学上学呢？”项磊说他也正要问。

“当然还是因为钱了。当地学校书费加上学杂费还有借读费，对这些孩子家长来说跟剜心割肉差不多！再说了，借读生到本地小学上学是要考试的，这些孩子根本就考不上，基础太差了！去年倒是有个孩子考上了本地小学四年级，我去做了他父母的工作，家长总算还是想通了，可后来我还是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找了这小孩儿的班主任几次，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这孩子每天沉默寡言的，性情孤僻，平时也没有玩伴。学习倒还算跟得上，就是极其不自信，连老师问的问题都不敢回答。我这才知道，这孩子为什么每天放学回来还是习惯趴在我们教室外面的砖堆儿上写作业，以往多活泼的一个孩子，同样是带着咸菜馒头穿着脏兮兮的裤子和开了缝的鞋子去上学，在农民工孩子扎堆儿的地方和在本地小学就是不一样啊。真不敢想这对他以后的成长会有怎样的影响。”

我和项磊坐在那里，静静地听张老师讲了很多关于那些孩子的事，愈发迫切想要看到他们了。我们并不确定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因这点迷茫而无动于衷了。

张老师带着我们去看了看校舍。一个狭小的院落，四面围墙；两间简易堆砌而成的教室，应该是窗户的地方只留了一个洞口。教室一面墙上挂了一小块儿橡胶黑板，对着黑板，是三排“课桌凳”。垒起的砖头支起三块长长的木板，这是“课桌”，硬硬的砖地上铺着破旧的草席，这是“凳子”。张老师告诉我们，孩子们席地而坐，冬天的时候每人卷一个被子。另一间教室稍大，同样的格局。小教室是三年级，6名同学，大教室是一二年级，20名同学，张老师一个人，每天在两个教室间交替往来。

张老师说，她先后请过两个年轻的老师，都很快就离开了，自己想想也是，年轻人都是有梦想的，在这种地方待下去，对自己的梦想也是不负责任的。记者来采访过，电视台也请她和几个孩子去直播间做过节目，张老师本希望借此换来些帮助，希望他们至少给解决一下学生课桌椅和课本问题，可最终都是不了了之。而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图片新闻，其实是在几个月前完成的采访。此后又有不少记者来访，张老师概不接待，连张照片都没让他们拍。

“这些人很奇怪，装得悲天悯人的样子，其实居心叵测，我对他们说：这里不是动物园！不是给你们随便来参观的地方！”张老师说起这件事，气得嘴唇发抖。

当我们谈到义务支教的事情时，张老师希望我们帮他带三年级的课，最好排上英文课，张老师说她退休前不是教英文的，不敢开课，怕误人子弟，但是眼瞅着别的孩子都在学英文，心里一直挺着急的。由于顾不过来，只是开了语文和数学课，像历史政治地理自然这些课程，只能偶尔提上几句，耽误的东西多了去了。

我们当即答应下来之后，便告别张老师回了学校。

我和项磊一路无话，心情颇为沉重，感觉自己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却又好像不知道应该从何做起。

公交车上，项磊推推我，伸手指向窗外。公交车在干净宽阔的马路上飞驰，右侧窗外是一条狭长的绿化带，绿化带边上是一堵整洁的墙，墙上写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画着栩栩如生的奥运项目图示。

如果是昨天路过此地，我们一定不知道这道墙的另一面其实连白灰都没有刷，墙角是散落成堆的垃圾。一墙之隔，一边是熙熙攘攘的繁华，一边是安安静静的破败。

今天，我和项磊总算知道了一件事，有一群花儿一样的孩子正在墙那一边破败的风光里，挣扎着他们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