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结束后的暑假，我和项磊同时被一家礼品营销策划工作室录用。工作室一共4个人，我和项磊担任整个北京市所有的市场开发，一个人大的小姑娘负责电话销售，还有一个是老板请来的经理，负责工作室涉及到的一切事务。确定好这个小团队之后，工作室在西四环外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平房用来办公。

我们每天6点就爬起来，8点之前到达工作室，上午做营销策划，整理客户信息，下午背上一包样品四处拜访提前约好的客户。我们对外宣称工作室隶属于某营销咨询公司北京分部，我们拿出背包里印有各类知名品牌logo的样品告诉他们，我们拥有上千次大型企业礼品营销策划经验，而且，我们提供的礼品来自于整个亚太地区范围内的集团采购，足以保证最低的营销成本。项磊说，他前几次每当做出这番介绍时就会脸红，数次之后，倒也没什么别样的感觉了。

为了尽可能地拿到提成，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在十多个单位之间奔走游说，也有些时候是去郊县，用完一个下午只能拜访一个客户。每天下了班约到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和项磊总是疲倦地连声招呼都懒得打了。好几次，项磊接到一个电话，有气无力地说句“那你过来吧”，然后把我们吃饭的地点告诉了对方，十多分钟之后，来者总是何飞。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暗暗猜测，他们之间或许已经开始不寻常起来了。

何飞不止一次地说：“早就说过现在去找工作也就只能找到这类工作了，累得够呛也挣不到钱，根本没什么意义！”

我们在宿舍里谈论就业压力和工作经验的时候，何飞总是会不屑一顾，他始终认为就业压力来自于待业人群的好高骛远，等人干的活儿多了去了，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根本看都不愿意看一眼，所谓在学期间的工作经验，不过是吃点苦厚个脸皮罢了，如果现在就来正视这个必须，还用着浪费掉人生最后一个暑假屁颠屁颠地去自虐吗？

没人去反驳他，但好像没人认为他是正确的。主流意识就摆在那里，每个人每天都在耳闻目睹，何必辛苦自己去折腾一些非主流的思维呢？

总之，我们需要在多数人认为日渐残酷的就业形势下把自己紧张起来，我们需要在那些即将来挑选我们的人面前展示一些像模像样的社会经验。所以，我和项磊坚持了整个暑假。

前半个月，项磊一共谈了六个有合作意向的客户，而我一个也没有谈到。我很不平衡地问项磊他究竟比我多付出了些什么，项磊自己都说不清楚。后来，那个人大的小姑娘告诉我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项磊似乎能够带去更多值得他们去信任的气息。

可两个月后，我们面对的结果相同，一单也没有成交。项磊谈的那些有合作意向的客户根本不能接受项磊权限内的最低折扣，而那些客户甚至主动联系到了更专业更低成本的营销策划服务提供商。

虽然不是为了钱，可这种辛苦两个月的结果还是让我们沮丧极了。

有一次从客户的写字间里出来，经过一家报刊亭，我顺手买了一份报纸，无意间看到了一则占据一个整版的图片新闻。新闻描述了巴沟附近一家农民工子弟小学的破败情景，一个临时院落，两个危房教室，三个年级二十多个学生共享一个退休教师，没有课桌椅，没有黑板，没有统一的课本。每个学生每天交一元钱，学校被称作“一元钱小学”。

拿着报纸，那份被震撼了的心情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找到报社的办公电话，几经辗转要了那个张姓退休教师的电话，我在电话里问她：我能不能来义务支教？

一瞬间的决定让我心潮澎湃。

张老师在电话里感激地连声道谢，——在我还没有做出任何事之前。

当天回到公司我就辞职了，项磊听完我的决定，当即也一同辞了职。没有提成，我和项磊每人领到了两个月的底薪，600元。经理说项磊迟到过两次，要扣40块钱，项磊倒没说什么，我却觉得难以容忍，我对经理说这600块钱是货真价实的血汗，一分钱也不能扣，不然我们可以找个地方一起翻翻新版《劳动法》！

经理一脸尴尬，说了几句客套话，用了几个“照理说”和“应该”，最终还是给了项磊600块钱整数。临走的时候，人大的小姑娘说她也干不下去了，有件事实在憋得难受不得不说，她说其实我和项磊谈崩的客户有一半都成了单，经理每次告诉我们放弃某个客户之后都会亲自去谈，当然，他手里有更低的折扣。

他妈的！这也算是一门经验吗？我们压根儿不过是别人的一次性工具！

我怒不可遏要找经理，项磊最终说服了我，一是看人大的小姑娘难做，二是我们既无切实的证据，也没有足够的心智去争取那些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了。

也许何飞是对的，在我们拿到毕业证之前，是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工作的，扯到社会经验上，四处奔走去分发自己名不副实的名片和义务扫大街的意义近乎等同。这么看来，去那所此前闻所未闻的农民工子弟小学义务支教这件事，显然更值得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