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天气。

北京的六月，闷热的就已经可以让人闻得到空气中弥漫的汗味，天空那么低，灰蒙蒙的，看不见云彩，只有一个孤独的太阳在天上晃来晃去，可这丝毫没有让整个城市变得明亮，反而让一切都那么压抑。

站在北京站前的大钟底下，我对了一下表，七点半，我们的分针是吻合的。

清晨就如此这般了，而且，这才是六月份。

身边的人川流不息的从我身边经过，没有人停下来驻足，在他们当中，我似乎是个异类。想到这儿，我正了正我的背包带，向出站口走去。

一个行乞的老头发现了我，晃晃悠悠的向我走了过来，我不耐烦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一块钱的硬币，随着硬币接触他手中破碗发出的清脆声响，我听到了一声苍老的祝福：谢谢谢谢！好人有好报！好人有好报！

我敷衍的笑了笑，报应，人活一世，这两个字总在不经意间左右着我们的命运。

顺便在一个报亭买了份报纸和一瓶可乐，趁着找钱的功夫我匆匆浏览了一下导读，除了下大力气做的世界杯报道之外，无聊的小报记者们还在不遗余力的炒作王菲生孩子的噱头，当然，还顺带提了提李亚鹏，以及窦唯。

虽说我和他们不熟，但我想，不管现在这个人幸福与否，对于逝去的感情总归是有留念的。虽然谁也不知道这逝去的，究竟是不是爱情。

在那个长得有点猥琐的报亭老板把零钱塞给我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一条短信：晚点四十分钟，找个凉快的地方等我，早饭吃了吗？没吃一定找个地方先把早饭吃了，我行李不多，到站联系你。落款一个字：哥。

还是这种口气，我轻轻叹了口气，早饭？我似乎很长时间没有起过这么早了，在这段时间里，早饭的概念和午饭是等同的。

但是落款这个“哥”字，似乎还带有从前他的那份魔力，让我心生逆反又无法抗拒，于是我任凭这份魔力占据了我的大脑，支配着我的两条腿走向了附近的一家麦当劳，要了一份营养套餐，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我没有胃口，先随便翻了翻报纸，扔下，眼睛投向窗外。

手机又响起来了，又一条短信：挺急着见你的，呵呵，你是在吃早饭吗？吃饱点！落款又是那个，哥。

于是魔力重整旗鼓，仿佛这个“哥”拿起了汉堡递到我得嘴前，又搬着我的下巴塞了进去，这个感觉在那一瞬间十分清晰，似乎我还清楚地感觉到在汉堡塞进嘴巴的一刹那，“哥”按着我的脑门拖着我的下巴开合了两下，帮我嚼了嚼。

真他妈邪！我小声骂了一句，窗外上班的行人越来越多，大家好像都有心事似的眉头紧锁行色匆匆，没人想到在透明的几乎不存在的玻璃窗这端，有一个人在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像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头顶上，是不是也有这么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一样。

“哥”在继续着他的魔力，让我在吞下了整个汉堡的同时，思绪回到了我的过去。

过去那么清晰，仿佛就在我面前的玻璃窗外。

一

印象里，我似乎从没觉得前途如此暗淡过。

四年前的高考，我抱着誓死离开家乡的决心与大无畏的报复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一个月以后，命运跟我开了一个让我受用一辈子的玩笑，让我这个高中没落过学年前五的学生，来到了这个在我家乡都排不进一流的大学。在我领报到证的时候，我们教导主任扶着眼镜看了那个代表我未来四年归属的信封足足有一分钟才递到我手里，我看出来了，她在竭力寻找安慰我的话。

我装着特别轻松的笑了笑：呵呵，没事老师，我已经想通了！

这位在我们整个高中生活里表现得十分生猛的老太太，竟然充满温情的看了我一眼，这一眼看的我甚至有一点毛骨悚然，不过，我知道，她是在尽她身为我教导主任的最后一点义务——安慰高考战场上下来的残兵败将。

身在中国，似乎高考比上帝更有能力解决你下半辈子的生计问题。

之后的一个月我是在战败的屈辱当中度过的，我从小就是个自尊心极度膨胀的孩子，父母朋友同事的一些有出息或者说命更好的孩子金榜题名时，邀请一个接一个，当然我承认大多数的叔叔阿姨们是真心想让我们和他们一起高兴高兴，但是每当我满脸通红的跟着同样满脸通红的父亲或者母亲挤在餐桌前面的时候，我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羞辱感，我甚至想躲到桌子下面去大哭一场。

直到有一次一位阿姨在喝的飘飘欲仙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膀劝我复读的时候，这种屈辱感达到了巅峰，我甩开她的手在众人醉醺醺的错愕目光当中夺门而出，一路狂奔回我的家，途中身边呼啸而过的汽车向我按着喇叭，我跑得很快，司机谩骂的声音都被我远远甩在了身后，

我一直在想，有种的话，你们最好撞死我吧！

剩下的暑假我疯狂的玩儿，白天在球场上踢超过八个小时的球，晚上回家通宵上网，我要忘记我是我，我要忘记这段时间我经历的一切，那段时间我躲避着父母忧心忡忡的目光，我不敢面对他们，我甚至一度觉得我来的世界上就是个错误！

高考，让许多我这样的孩子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命运是否公平了。

带着这样压抑的心情，我毫无头绪的闯进了我的大学生活！

报道第一天的经历不用我多说，相信体会过大学生活的各位心里都有数，而我所在的又不是那些掷地有声的名校，整个过程的混乱和无序是不言而喻的。

那天陪我一起来的是妈妈，我曾经劝阻过她，我说我自己来就行了，坐车四十多分钟，城区到郊区的路程，我自己搞定没问题。其实我是不想让她承担多一份的痛苦，毕竟不是什么光荣的入学仪式，可妈妈执意要来，而且很坚决，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多不懂事，天下父母心，儿子就是进监狱妈妈都得送上一程，何况十年寒窗有的这么一个结果，不论这个结果是辉煌，还是寒酸。

报道当天的一些细节我已经记不大清了，只记得不停的在挤在喊，耳边各种各样的方言吵得我头像微波炉那么大，乌烟瘴气之下，我领完了行李和备品，一路打听找到了寝室。

现在想我们的见面就是上天安排的。

全中国的大学新生报道都是这么个过程，先集中到一个空旷的广场上，然后各个院系支起大小不一的桌子，桌子旁边有各种色泽的大小不一的旗子，代表这个桌子以及他后面的人的所属。新生到校的第一站应该到这里签到，之后再由各个院系安排学生会的成员把菜鸟们领到各个寝室领备品和钥匙。我们仗着是本地人，硬是从侧门走进了学校，直接奔着寝室而去，也就没经历这个过程，否则极有可能被一个长相朴实眼镜姐姐带领妥善安排报道事宜，我就没可能遇见他，也就没有未来这么多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了。

我想，就是再过几十年，只要我还活着的话，那一刻的场面，还是会那么清楚。

我妈抱着一大堆水盆暖壶什么的，我提着我的行李，那个及其蛮横的舍务在一个大本上找我的名字，这时我妈突然说了一句：不对，好像刚才领备品的时候没要收据。

备品收据代表200块钱人民币，是毕业的时候要退的，我妈是苦孩子出身，钱在她的脑海里是没有小数这个概念的。所以她把手里的一堆盆盆罐罐都塞给了我，说你等我一下，回身就挤进了一直在蠕动的人群。

试想一下，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群面红耳赤大呼小叫的中年人身边，站着一个满头大汗的我，手里抱着一个盆一个暖壶一床被褥，脚下摆着一个大旅行袋，肩上还跨着一个饱满的背包。

后来，他说，我那天见到你的时候，分明听见了你心里无助的呼唤。

我说，是吗？好像还真他妈挺悲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