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的春天来得晚，当日历已经翻过了三月，杨树上才缓缓地冒出新芽。但榆叶梅，连翘，山杏却都已经早早地听见了春的召唤，红一片黄一片地开了起来。这种一嘟噜一嘟噜的榆叶梅是京大春天里最常见的花，连翘也不少，常有人把这种皮可以入药的植物和迎春花混为一谈。
我记得，于雷，在他还是个刚刚从高中走出来的小孩子的时候，就曾经和陈可在南门一进来的大路上争论过这个问题。陈可说，连翘是三瓣的，迎春花是四瓣的，要是你连数数都数不清那就别跟我来争了。于雷很气愤，说，连翘挂的牌子写连翘，迎春花挂的牌子写迎春花，要是你连识字都识不全我还懒得跟你吵呢！
京大里的植物都挂着块牌子，大概是觉得此间的学生即使在欣赏风景之余也必然是孜孜不倦，好学不厌。的确，那条大路边上的黄花底下都挂着一块牌子，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连翘。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陈可脸上的表情。他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面，目不旁视，就象压根儿没看见藏身在花丛里的身份证一样，气鼓鼓地一路小跑去了图书馆，路上甚至都没和于雷斗嘴。于雷可怜巴巴地跟在陈可后面，好几次想打破僵局，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那条路叫什么我都已经忘记了，也许是从来都没搞清楚过，反正不是叫五四路就是叫民主路，都是一些在京大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可他们当时的那段对话，还有两个人象是在跟谁竞走似的在路上拼命捣斥腿的情景，却深深地打动着我，以至于过了这么些年，依旧不能够忘却。
1、于雷
于雷和陈可一样，都是在那烈火烹油，繁花织锦的一年考进京大的。那一年，当他们拎着行李走进校园的时候只感到京大精神铺天盖地，五四火种焚土燎原，师兄个个气宇轩昂，师姐人人面带桃花，一股热浪催得一群小新生们斗志昂扬，屁颠屁颠地立志要学有所长，扬帆远航。
一辆富康在京大南门停了下来，这在当年是北京城最好的出租车，一块六一公里。陈可很讨厌富康，他常常说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某种猪饲料，一个有尊严的人是不屑于坐这种车的。但于雷当时还无从知道今后他自己将很长时间无缘于饲料车。他从车上下来，司机从后备箱中取出了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他是两天前到的北京，在父亲的一个老部下杨叔家里住了两天。杨叔现在混得很好，在一个大电讯公司做总裁助理，前途是极好的，家里也很宽敞。但于雷并不想杨叔跟着自己来学校，这和杨叔无关，他是不想任何人陪着自己来学校，他在心里用一种极富有磁性的男中音（这种声音是从来没有从他的声带上发出来过的，这是某种灵魂的声音——在于雷心中大概灵魂就是这么个类似于赵忠祥的声儿）告诉自己，我已经十八岁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是大学生了！
大学生这个词对于高中生是很神圣的，就好比高中生之于初中生，初中生之于小学生，六年级之于三年级，一年级之于学前班。因为有大学生这个词的鼓舞，于雷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要开始一段崭新的，朝气蓬勃的独立生活。
司机大叔放下行李，很亲切地在于雷的肩膀上拍了拍，"好好学！以后肯定有出息！"于雷满脸微笑地谢过了他，这句话以及它的各种变形版本，在过去的两个月他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谁又会嫌别人夸得多呢？
从南门望进去好不热闹。只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五湖四海来相会，彩旗人面相映红；呼啦啦红旗翻卷，呀哈哈人嘶马叫；我问你从何方来，你问我往何处去；他说他是学生会，你说你是院团委；当爸妈的四处飞走说我儿子省市状元钢琴十级，当子女的结结巴巴说我爸妈有事没来就我自己。旅行箱的拖轮在水泥地上轰鸣着发出巨响，人手一张的传单四处反射着阳光映成白色的海洋。
于雷心里飕飕地凉了下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最恶心庙会一类人挨着人的场合，这是一种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从心理到生理的双重反感。那一年，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于雷的父母带着他到外滩看灯展，周围的大楼比着似地秀出与平日不同的姿色。那时办一次群众活动的性价比是极高的，少说一千两百万上海人民来了一半。于雷有一次这样愤愤地对陈可形容那时的场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那哪里是十里"羊"场，根本就是十里人场！如果海关大楼可以爬上去得话，我敢说那天晚上在钟楼顶上的五角星上都能戳死两个人！"而陈可则歪着脑袋说道："看来儿童时期的缺氧经历确实会对智力发育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于雷定了定神，咽了口唾沫强行压制住自己的恶心，把额发往头上抄了一下，整理了一下被斜挎包勒住的格子衬衫。该死！今天还在里面穿了一件黑T恤！于雷暗暗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就要接受校医院的治疗。
天是极热的。
于雷很快就在人海中找到了法学院的大旗。是的，于雷是零志愿第一专业考上的京大法学院。为什么要学法律呢？于雷记得很清楚他的一位室友张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为它实在很难让人忘记——如果这个答案被用毛笔写出来、贴在墙上、每天让你瞻仰的话："为了实现正义而奋斗。"事实上，不论他们当时的心情如何，几年之后，这些日后获得了极大成功的律师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还能想起来正义是他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之一，包括于雷的那位雄心勃勃的室友在内。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商业律师，远远地离开了法院，离开了诉讼，显然，也离开了正义。而于雷选择了法学院的原因更和正义扯不上一点关系，他一向的梦想是去学广播电视新闻，做电视记者，于雷会选择法学单纯是因为要平衡父母的愿望和自己的理想。由于他已经在第一志愿里填了另一所全国知名学府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所以也就象征性地在零志愿里填了一个法学——反正也不可能考上的，于雷当时想。
而现在，于雷站在法学院的迎新团面前，感觉恍同隔世，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命运弄人。所谓的迎新团，不过也就是四五个人加上一张不知道从哪拉来的破桌子而已。迎新团的负责人是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是个矮胖墩，胖墩伸出手来紧紧地与于雷相握，于雷觉得他手汗很重，这并不是一个很让人感到愉快的见面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