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把瞎子赶走的第二天，日头快要滚下山的时候，收到一封来自南方沿海的电报，六个字：女多。好骗。速来。落款是TTK公司马成功。马成功是我的高中同学，成绩一团稀粥，一到考试就两手摸白卷，两眼望青天。他曾把马克思的国籍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誓旦旦地说是他爷爷的爷爷早年偷渡海外的堂哥。两年前的夏天，我和马成功于同一天坐同一辆车离开县城到达武汉，我到武汉上大学，他到武汉转火车，说是去南方打工。那天我们在一个又破又烂的天桥上依依惜别，算不上多铁的哥们，那难舍难分的同学之情被演绎得漏洞百出。我不知马成功是咋想的，反正我这个天之骄子是要抓紧时间藐视他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优越感让我与他握手的姿势都那么自信从容，那么风度翩翩。
我以为这一分别，就把马成功给忘了，事实上我也真忘了，如果不是他还记得我，我的百度搜索里跟本没有这个人。我不得不承认，马成功短小精悍的句子不仅勾得我心痒，而且为汉语短句运用树立了典范，开创了先河。很多年后，当我看到类似于“钱多人傻速来”这样的跟风之作，只能贻笑大方。当时我还不能确定马成功是出于同学之情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呢，还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我用三天时间对马成功的电报进行了分析。用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凡事一分为二。我将一句话剁成三截：女多。多到什么程度没有说，发挥想象，那就是一片花的海洋啊；好骗。说明那儿人单纯，不费什么劲就能把事办了，但这句话好像使我的人格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不是把我当骗子对待么；速来。这句最满意，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不，出去打工也是一条路，总比天天在田野里游荡好。
那是1996年5月12日，请允许我用带点散文味儿的语言来描述彼时的场景：乡村的晨雾中，一个愣头青，一个老头，和一匹狗。愣头青说，我走了，回去吧。老头说，要吃饱，要穿暖，要活着回来。愣头青说，我走了，你的鞭子就没用了。老头说，我抽狗。那匹狗汪汪叫了几声，摇着尾巴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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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东莞，不是你现在看到的东莞。如果那时你站在今天厚街镇102层的名家具总部大厦鸟瞰东莞，你看到的不是欣欣向荣富可敌省的东莞，而是一个巨大工地。不要以为会飘的都是白云，那是灰尘。也不要怀疑那一声接一声的“咣咣咣”是从地下冒出来的，那是打桩机强bao大地的声音。如果你要问那摇摇欲坠的是啥玩艺？我只能说可能是某个工厂的大门，特别有可能是某家新工厂的大门，有经验的工厂都知道，招工是不能关门的，否则门可能不保。别说是铁做的门，就是不锈钢门，你能干得过一拨又一气拨找工作的盲流？只要工厂招工，门口肯定是黑压压地挤满一片脑壳，傻B都会这样惊叹：真是人海茫茫，人潮汹涌啊。那茫茫的人海里，那汹涌的人潮里，谁都不听你劝，谁都不要命的举着真假难辩的身份证、毕业证往前冲，你挤我，我挤你，挤倒一个算一个，跟59年逃荒似的。嘻哈声，谩骂声，吞唾液声，被人踩到脚后的哎哟声，从人堆里核裂变出去，你都不晓得哪一句吐自哪一个人嘴里。
1996年的东莞人太多啦，走路都得减速，到底有多少人，暂住证也不知道，据说当局是用食盐的销售量来估摸的，还只是估摸，不能说统计。我估摸那时候东莞人口远超今日之北上广深。空旷的地方都在盖工厂，建高楼，不空旷的地方都被来自五湖四海的男男女女占领了，像聚积着一群蚂蚁。你随便站在哪个角落，随便哈一口气，一股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川味，赣味，豫味，鄂味，东北味，闽南味，北京糖葫芦味，湖南臭逗腐味，新疆烤扬肉串味……马上会灌进你耳朵里，鼻孔里，嘴巴里，肠道里，逃都逃不掉。
人们都在传说东莞太牛逼啦，塞车三分钟，世界要倒闭八家工厂，但我老觉得那一年的东莞是个大杂烩。
20世纪末尾几年，是我在东莞最艰难的一段，托马成功的福，我确实在 TTK公司过了一些好日子，可好景不长，就被除名了，原因是我屡教不改地溜进838女工宿舍。我被冠以贼的称谓，被四头庞大的保安轰出了大门。我离开TTK时，838宿舍一个长期以来对我暗抛媚眼的少丨妇丨追出来塞给我一张条子，上面是一首诗：
那些春风沉醉的夜晚
一个贼，用古老的石器挖掘大地
睡在墓穴里的女子，被波澜唤醒
羞赧的潮湿之后，彻夜无眠
好一个潮湿之后彻夜无眠，“要不是你们把老子举报了，老子能落得今天下场。”我在心里骂道：“最毒妇人心呐。”
我被除名后，首要任务是找工作。
那段时间，我经常骑着一辆吱呀作响的单车在长安镇一个叫涌头的地方四处流窜。我曾亲眼看到五百多人把一家印刷厂的大铁门挤倒了。走近一看，招工牌上这样写道：生产需要，招女工3名。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裤裆，曾让我引以为豪的家伙，而今无所作为地沉默着，我真恨不能一刀把它剁了。
我也经常看到贴在围墙上很像招工广告的认尸启示，大概内容是某女或某男，姓氏不详，籍贯不明，身高几何，非正常死亡，望知情者提供线索。最下方贴着某女或某男令人作呕的死状。我不止一次地蹲在马路边狂吐过，吐出的不是五粮液和海鲜，而是未经消化的康师傅。我想起了我爹的话，“要吃饱，要穿暖，要活着回来”，突然觉得这老头太不低调了，他完全低估了这个世界的能量。
一个月后，我将找工作的范围扩展到长安周边镇区，连紧靠长安镇的深圳松岗镇也没有放过，我每天骑着那辆吱呀作响的单车迎着东莞的第一缕晨曦出发，在夕阳的余晕中恹恹归来，脸上随便一搓，就能搓出一卷泥巴。因无证驾驶，我的破单车在某个中午被治安队没收了，我开始在工业区的水泥地上徒步行走。几天工夫，脚上磨起一群水泡，一双走破了的球鞋被我仍进了长安涌头工业区的某个垃圾桶里。我用很少的钱在地摊上买了一双二手皮鞋（请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没有听错，就是二手皮鞋），继续我的找工之旅。在经过长安镇宵边工业区一家纸品厂时，我看到门口围着一群脑袋。我奋不顾身地把我的脑袋也钻了进去，手里骄傲地举着刚从东南亚证件集团有限公司买来的大红本。
一个带眼镜的家伙拍了拍我的肩膀：“老细，进厂啵？” 后面三个字我听懂了，但“老细”我不明白。眼镜神秘地告诉我，他和纸品厂的人事主管熟得很，掏80块钱，包进厂。我一直对戴眼镜的人充满好感，觉得他们比我有文化。于是毫不犹豫地掏了80块钱。眼镜说去打个电话帮我联系。我兴高采烈地留在厂门口，一边扭着杰克逊的屁股一边唱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可是眼镜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再也没回来，像空气一样消失了，我在工业区的厂门口一直等到天空抹去太阳的最后一片红晕，才发现黑夜真的来了。眼镜用他温柔的方式杀伤了一个流浪者最后的期待。80块钱，够我买一张从广州到岳阳的硬座火车票。我的心在1996年不太凉爽的秋天里冻成了冰块。
天无绝人之路，在我成功减去12公斤之后，终于找到一份送米粉的工作。从工厂拿货，然后按照老板提供的地址批发到各种饮食店去，有一天突下大雨，我结完账从一家快餐店出来，发现装米粉的三轮车不见了。那是我的饭碗，没有三轮车，我只能用肩膀扛，速度也跟不上，不知是哪个杀千刀的做了缺德事。我撞墙的心都有了。绝望中我发现快餐店隔壁歇着一辆崭新的三轮车，我想都不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出吃奶的劲撕开锁链，任双手鲜血直流，不要命的一路狂奔。后面传来一阵突兀的喊打喊杀声。
人不要命的时候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暴发力。逃跑都飞起来了。10年后我在广深高速上把宾利跑车开到190迈也没找回这感觉。与三轮齐飞让我很容易就甩掉了那些恐怖的打杀声。安全后，却发现左脚和右脚颜色不同，一只鞋弄丢了，我又冒着大雨沿原路返回寻那只二手皮鞋。
“那鞋找到了吗？”李大基焦急地问。
“找到了，必须找到”。我抽了一口烟，“找不到，我就得当赤脚医生了。”
“好险。狗日的，当时一定恨透了这个城市吧。”李大基像采访地震灾区的新闻记者。
“怎么说呢，为什么一定是恨呢？”我说：“也许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