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乌鸦的办公室，一看阵势，还真吓了一跳。

乌鸦的老公（不知道第几任龟公），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把六四军用手枪，真枪。在我这面的沙发旁边，一个马仔拿着闪亮的军刺，在手里来回摆弄，装得乡镇事儿一样的削指甲。

乌鸦坐在大班台后面，见我进来，带着虚伪的假笑，让我坐。我很平静坐在了沙发上，对刀和手枪装作视而不见。

乌鸦简单扼要的说明机器不能拉走的原因，无非是还要等着风声过了合作。

听她说完了，我说：“姐，您也知道，这机器是我和鸟的全部家当。我们还小，不能比您，家大业大，还得靠着这些机器当本钱。要是咱现在能开张，我们也不走，在哪里都是赚钱。问题是，咱现在开不了，我们也不能耽误着。我们换个地方，您知道这个来钱也快，等钱回了手，再搞一套机器过来，咱们继续合着干。”

她听我这样说，脸色变了变，我觉得房间温度降了几度。

她看着我，半开玩笑，半威胁说：“看这样，你们现在是铁了心，把姐给撇了呗，不管姐啦！啊？姐为了和你们合作，这诚意也表现的够大，租了房子，打点了关系，花的钱没回来不说，我还听说你们在营业款里做过手脚，短了款，这些帐，你说怎么算”。

刚说完，她的龟公丈夫配合默契的拿起枪，边在手心里转，边不失时机的插话说：“小老弟，见过枪不”！

我盯着龟公的眼睛，平平静静的说：“姐夫，我没见过真的，但是也不怕这东西”。

我和罗兰的爱情 13

这时传呼响了，我给豆丁回电话说没事儿，放心！

回完，转头对着乌鸦说：“高姐，咱犯不着这样，都是为了赚钱，干啥这么僵，对谁都没好处！您说对不对？我既然从大连过来，就不怕这些。姐，您反过来也想想，您要是去大跟我合伙连做买卖我这样待您，您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再说，我说我是大连来的，你就信吗？我也可以不要这些机器，但是您有家业，有酒店，我今天只要能出的去这个门，随时都能找到您，您除了今天，还有什么时候能找到我？要是您觉得我说话不好听，您就随意办”！

那天的话说了很多，我记不太清了，大概就是这些意思。

当时，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胆气和豪气，也充分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和乌鸦撕破脸，我就先抢刀，玩了命的拼，怕个球。为什么不去抢枪？我感觉那枪没子丨弹丨，不然龟公不敢那么摆弄。罗兰到现在都一直说我有一个难得的优点，就是在大事面前很冷静。在那个时候，我想到了罗兰，想着她温馨的脸。

乌鸦听我说完，见没把我唬住，又见我来时有所准备，就缓和了脸色，带着笑说：“你看你小子，胡说些没用的干啥，姐不是那人，他们拿着玩呢，不是冲你，多心了不是！这样吧，那你就说说，咱那账面短款该怎么算”？

我一听，立刻觉得有门，也放松了少许紧张说：“账上短款这事儿，可能会有，现金流水是豆丁管着，他还小，不懂事，难免把握不住，我现在问他，是不是短了，究竟短了多少”？

乌鸦见我认得痛快，就说：“你也别问了，这样吧，听姐的，也不能让你们亏了”。

我紧张的心情又吊了起来说：“好，我听姐的”！

乌鸦又陪起了笑说：“这样吧，姐有个女儿，一直想学电脑，要不你们留一台给她玩玩”。

我听完，心里乐了。

我们那些机器其实就是几十台显示器，只连着一个主机，那个年代，真是没几个人熟悉电脑，更别说小城镇的土霸王。

她肯定是把所有显示器都当成了电脑。

我也痛快地说：“行，姐，这没问题，那我就叫豆丁找车装车啦”。

乌鸦说：“那行，快点去装吧，装好了，天黑前还能赶到哈尔滨”。

她说完就给那边的马仔打了电话，放行。我也赶紧通知了豆丁。

我出了乌鸦办公室的门，怕她反悔，没敢走电梯，从楼梯走了下来。走到一楼出口的时候，特意放慢脚步，四面观察一下，才敢走出来。因为紧绷的神经已经松懈，汗水疯狂外涌，仅仅四层楼的距离，仿佛走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那酒店在一个大院里面，我出了酒店的正门，才感觉到双腿瘫软无力，到了院门口，叫三轮车上车的时候，又发现腿也不能打弯，原来那毛裤丨内丨裤以及所有裤已被汗水浸透，在冰冷的寒风中结了冰，像是穿了铁甲一般，身体却一点都没感觉到冷。在基本确认自己安全的同时，又觉恐惧袭来。如果自己计划的不周密，如果自己说话的分寸拿捏得不够好，极有可能非死既残，那帮人不是吓大的，手黑着呢。

见到豆丁的时候，已经装好了车，车下留了一个装显示器的箱子。他见了我，噌的一下，扑到我怀里，哇哇大哭，鼻涕眼泪飞流直下三千尺，边哭边说：“哥，我以为你回不来了”！

那年，赌场也没继续干下去，我回了大连。

回到大连的时候，那天正是小年，罗兰已经放了寒假回家过年。我给了豆丁2000块钱后，口袋里只剩了500块左右，本以为会成为一个小财主，没想到又变回了口袋空空的穷光蛋。

那时候，我和罗兰关系在她家人面前还是潜伏阶段，通电话极不方便。我拼着被罗兰责备的危险往她家里打了电话，罗兰正好自己在家，在电话里听了我在那边的情况，哭的一塌糊涂。

哭完说：“那你怎么办啊，又没钱了，我记挂着你”！

我无比沮丧，无奈地说：“恩，又成穷光蛋了”。

罗兰说：“这倒没事儿，我没还年轻，哥哥，我相信你！我们会好起来。那你回家还是在大连过年，你自己在大连我不放心你！要不你来我家这里过年吧，先找个旅店住下，也能看见你。我想你，特别想你”。说到这里，又开始抽噎，“要不我就和我爸妈把咱们的事儿说了，你来我家过年”！

罗兰一直对父亲心存畏惧，既这样说，显然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我听了忙说：“不用，我还有点钱，自己在大连过年没事儿，以前我自己也过了好几次，习惯了，别惦记着”！

我之所以拒绝，是不想让罗兰为难，不想让她被父母责备，或者是怕她的父母不认同我们的关系，从而失去罗兰这个在我心里温暖的家园，这种拒绝，也是自私的拒绝。

挂了电话，在我正犹豫是回家还是自己在大连过年的时候，传呼机欢快的叫了起来。

一看是原来单位老总的电话，就是那位香港籍东莞人，也给他个名分，姑且叫他葫芦吧。

葫芦无害，绿色蔬菜，人见人爱。这哥们儿长的胖胖乎乎，大眼睛，长睫毛，倒是很开爱。

回了他电话，让我迅速和他见面。

他见了我就说，找了我好几天，也在大连等了我好几天。让我马上和他去阜新市。

原来他也离开了海天娱乐，扯着以前在广东效力的集团公司的旗号，做起了职业经理人，接了阜新一家还在构想阶段的酒店，让我和他一起去谈判，如果顺利的话就以管理公司的名义签约，接下那家酒店的管理权。

吃完中午饭后，又见我一身狼狈，带我出去买了一身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