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十岁的男人，我突然有种要写点什么的冲动，这种冲动像痔疮一样，不拉出来憋得难受，拉出来又相当疼痛。
这不是自传，真正有人读的自传都是不需要自己写的。
从三十岁以后，我那坚固密实的牙齿开始松动，吃点肉类蔬菜就会从牙缝里分流一部分，只好恶俗地用牙签去掏。而记忆力松动得比牙齿还厉害，过去四十年的经历，正被时间一点一点地掏走。还有读书的习惯，但是读来的东西，就像做豆腐一样，好东西都流走了，剩下来的，是一堆豆渣。
必须得先对我自己当前的状况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这个名字，拜我那嗜好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的老父所赐，起得有些晦气。陆沉舟，船都沉底了，只能眼睁睁地看千帆竞过，自己却一动也不能动。还好，大凡沉船，总有些金银珠宝古董跟着也泡在水里，所以我混得不算太惨。
基本上，我属于被称为有钱人的那一类，在这个城市有若干套或出租或空置的房子，我甚至也有别墅，不过除了我跟老婆没有任何人知道，包括儿子----虽然这栋别墅的户主其实是他。
别墅也是空置的，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半山腰上的小区里。不住别墅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方便儿子读书、比如不想招人嫉妒、比如环境好空气新鲜，另外就是习惯了邻居们点头微笑打招呼的热情友好，孩子们也有玩伴。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商人。
作为一个对老客户依赖度极强的商人，我不能让我的客户发现我已经住上别墅而他却仍然住着三室一厅。
人都有这种心理，愿意给弱者做救世主，却不愿意让别人肥上添膘，尤其是这身肥肉里还有他的贡献的情况下。这好比兄弟几个把你扛到游行的花车上而你只顾着对欢呼的人群挥手却忘了拉兄弟一把。
我能有今天，并非有什么背景或者祖传，而是来自于我不算太差的悟性、十多年的坚韧以及过得去的运气。推而广之，除了太子党，任何在经济仕途有所斩获的人，悟性、努力和运气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反面教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孔子的脑子好不好用？周游列国一路艰辛够不够努力？最后一个烂运气就逼得他去做了一辈子教师—虽然是最了不起的教师，跟他的远大志向完全是南辕北辙。
虽然自认仅仅混到家境殷实，跟成功搭不上一根丝线，但我有幸跟许多的成功人士一样有着相同的坎坷曲折。有趣的是，我也跟他们一样，记得最清楚的，都是精彩得意的部分，而失败或者惨痛的经历，就像垃圾车里的烂白菜一样，闷在罐子里，不掀盖子，别人和自己都闻不到它们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人都会选择性记忆，这不能怪我。我要用文字来记录过去的四十年，除了炫耀精彩的部分，不可避免地要掀一下盖子，即便臭气熏天，也只得权且忍它一忍了。
九十年代初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型国营轮胎企业。
那时候的大学生已经不包分配，一般是个人自己找接收单位。好在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在那时候很拽，大家都奔着政府机关或银行这些地位高收入高的地方去，普通企业即使需要也很少能招到应届生。
我本来按父母安排准备去银行，在参加例行公事的考试时，我发现跟我竞争这个工作的，竟是我关系最好的同学。我对这兄弟太了解了，以他临毕业还在为学位证补考的水准跟经常辅导老师上机的我竞争，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完全没有机会。
当然，最终是他如了愿，因为那天考试我几乎是交了白卷。这事到今天我这个死党以及我父母都不知道。
最后我禁不起系主任的忽悠，置同学们奔赴机关的热潮于不顾，毅然决然去了这个工厂。随后被厂里以电脑也用电为由，分配去车间做了一个电工。
在跟行车、空开、电磁阀相伴大半年之后，我终于痛苦地承认自己以先进技术改造落后工厂的宏志大愿是在被驴踢了脑袋的情况下的狂乱想法。除了偶尔跟师弟师妹们（都是一起分配来的大学生）谈笑能缓解一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忍无可忍。
如果你想坚持，障碍和麻烦总是如影随形，而如果你想放弃，老天从来不吝提供充足的借口。
那天我没赶上厂里的交通车迟到了，一向看我不顺眼的车间主任大声对我说：“以后再迟到就不要来了，我打你旷工！”霎时间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着全车间的人我以更大的声音对车间主任吼到：“你现在就可以打旷工，老子不干了！”
我当了两百八十三天国家职工，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无业游民。
揣着怀才不遇的怒火，我决心要做给厂里那些人看，我要赚取巨大的财富然后去收购那个工厂，把跟我过不去的人都开了，让他们后悔不已，然后来求我给口饭吃。
一边在心里意淫，一边着手开始干。我跟父母借了五千块钱，找了两个死党一共凑了一万块钱，我去注册了一个计算机经营部，经理是我，员工也是我，钱少，注册不了公司。
在一台COMPAQ电脑进价二万八千的情况下，我的一万块在交了房租、买了办公用品后剩下的钱大约只够买一个硬盘了—如果他们肯拆开卖的话。
做不了大生意，就从小生意做起，我不是怕吃苦的人。然而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经营部除了偶尔一点磁盘生意以外，最大的单子就是同学介绍的给某单位油印资料，很快我发现靠这样一身油一身汗地干，发财致富固然是空中楼阁，连交房租都大成问题。
看清形势后，趁着还剩两三千块钱，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我找了几个人把所有办公用品搬了出去，很不厚道地欠着房东五百块房租落荒而逃，结束了我的第一次老板生涯。
几年以后，当我几经周折找到房东，把五千块钱放在她手里的时候，老太太数了五百块钱出来，把其余的塞回我手里，然后带着嘲弄的笑容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搬家的时候，我正好起来上厕所。。。。。。
我决定去深圳，从打工做起。
九十年代初期，深圳特区处于高热状态，我很快就发现，深圳最热的地方，不是国贸大厦、不是罗湖口岸，而是人才市场。
在人头攒动的求职大军中，原来的自负一点点被蒸发，剩下的除了焦急，就是惶惑。
五块钱一张表、十块钱一个盒饭，带来的一千多块钱就像沙漠里小小的池塘，看着看着就要干涸了。幸好住宿不要钱，我住在大学同学李向东的宿舍里。虽然睡沙发、虽然对李向东显失热情的接待颇有不满，但跟其他人还得月付两百到五百不等的租金相比，我勉强忍了下来。
然而李向东显然没有意识到我的忍耐，有天晚上他绕山绕水说了半天，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我在客厅睡了二十多天，他女朋友不方便来很有怨气。
相比而言，找女朋友远比找工作难，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事实上，即使我去睡马路边，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并无义务为保证我食宿无忧而冷落女友。
想清楚这一层，我对他说，以一个月为期，到时间无论是否找到工作我都会走。
接下来的几天奔波依然是徒劳无功，钱袋却日渐羞涩。免费的住宿要取消了，而每天保证两个盒饭的二十块钱是必须的，我必须请求李向东的资金支持了。这时候我才发现，世间最难的事，莫过于借钱。
我说过，作为沉在水底的烂船，我还不算特倒霉的那一种。就在我犹豫再三、斟酌再四怎么跟李向东开口的时候，郭子建在电话那边出现了。
人类几千年勘不透偶然与必然的关系，所以只好归为一个字：命。很多看似必然的东西，在一切成了定局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结果竟然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所导致。人类的疑神疑鬼就是这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