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的故事，它太过离奇而诡秘，以至于我不断地相信又不断地怀疑。
在我写下这一行字之前，我一度怀疑我所要说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妄想。为此，我不止一次去过心理咨询机构进行诊断。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说的东西，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真实，还是我的幻梦。
于是我每次去找心理咨询师，都只是选择性地向医生透露自己的信息——譬如出生日期，爱好，工作相关等等——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信息，并不能对病情的诊治起到积极作用。我相信医生也看出了我的敷衍和刻意隐瞒，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诊断我为轻度抑郁症，开了药让我自行回家治疗。
一个人该怎么证明自己精神有问题呢？又该怎么证明自己精神没有问题？
我没有办法证明，所以只好遵照医嘱，定时定量服用治疗药物。
不过，我虽然怀疑自己有妄想症，但很明显，我不是幽闭症患者。我需要说话，需要倾诉，需要被人理解。但我又不能向周围的亲人诉说我的苦恼——我可以自己怀疑自己精神有问题，但并不想所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我是个精神病，那样我会被家人强制送到精神病院的。
所以，我决定在这里讲出那个故事。
那个我曾经答应某人要如实记录的离奇故事。
我叫古重，现年三十二岁，自由作家，兼职诗人，多年以前曾是一家知名杂志社的记者。
故事开始于十多年前。
二零零五年的秋天，在我的记忆里，我采访了一个很神秘的人物，正是因为这次离奇的采访，我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师，调节自己的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二零零五年九月，我当时还是一名刚毕业的实习记者，月薪两千不到的小基层。却迎来了一位意外的客人——我们杂志社的总编，那是一个实习记者远远不能接触到的领导。
我很意外，但他很平静。
他交给了我一个任务——采访某人，并为其撰写回忆录。
我很讶异，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到我的头上？业内人士应该清楚，撰写回忆录这种事，依据对象的不同，或商或政，只要是为有地位的人物服务，撰写者通常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而一个工作不超过三个月的实习记者，怎么说都不太可能有机会接到这种美差。
事有反常即为妖，我心里拿不定主意。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的，我们杂志社怎么说也是国企，里面一些门门道道我都还搞不清楚，我一个实习记者要是不小心卷入什么公司高层的斗争，那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踌躇了一会儿，最后狠下心，隐晦地把自己的顾虑透露给总编，暗示自己并不想接这个任务。
总编是个看起来很斯文的年轻人，戴一个金丝眼镜，说话不急不缓，很稳重的样子。我只知道他姓赵，具体叫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毕竟一个杂志社那么大，我一个实习记者还接触不到总编这个层次的人。
赵总编听完我说的话，笑了笑，并没有解释太多，只是告诉我，这次的采访报酬很丰富，希望我好好把握。至于斗争什么的，他没说，但明里暗里的意思我看明白了——我这样的小虾米，还够不上斗争这个词。
公司里有不少关于这位赵总编的传言，我也多少有点耳闻，例如红三代，高干子弟，军转干部，手眼通天……总之就是很有背景能量的那种人。
据我观察也确实有一定可能，毕竟赵总编来了之后，我们这家国企背景的杂志社，一反整个国企大环境萎靡的现状，生意不退反进蒸蒸日上，不得不说，可能确实是这位赵总编出的力。
我想了想，最后判断这里面应该没有什么事，毕竟我只是一个行业基层记者，大不了不干了就是了，没什么人有理由整我，更何况是赵总编这个级数的人。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接下这个采访，毕竟我还要养家糊口，报酬丰厚的活，对我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事后我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才发现这件事满是疑点，最简单的——公司那么多业务精英，手底下也是一大批精英记者，这么重要的采访，怎么就会落到我这样的小虾米头上？
我不知道，当时的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而正是这些疏忽，导致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轨道。
在和赵总编谈话后的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吧，他让秘书通知我现在就出发采访，让我收拾一下，车在公司楼下等着。我没想到采访来得那么快，匆忙收拾了一下，带上速写本和笔，就跟着他下楼了。
下楼之后我终于开始觉得，事情有些特殊了。因为我看见，来接我们的车，挂的是白牌——军e-xxxxx——上面两个字是红色，下面的数字黑色。
惨白的车牌在阳光下有点晃眼，我直觉这件事好像有点偏离我的预料了。
惨白的车牌在阳光下有点晃眼，我直觉这件事好像有点偏离我的预料了。
车旁边还站着一个很年轻的少校，我估计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这个人看上去很平和，但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股子锐利的气质，很奇怪的感觉。
赵总编径直走向这辆车，没跟我解释什么，我也不敢问，只是跟着他。但到了车边之后，他并没有上去，让我在后面等着，自己走到一旁，跟那位少校说着什么。我不敢靠的太近，他们的声音也有点小，我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见两个词——“妥协”、“功过”。
这什么意思？我想了想，发觉信息太少，根本就无从判断。我的思绪没有飘的太远，因为赵总编和那位少校的交流很短促，一两分钟就说完了。
“你就跟他去，怎么做有人会跟你交代的。”赵总编走到我的身边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两张卡，“一张是建行卡，里面有二十万，这是他们预付的订金，你收好。”
二十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心里一惊，一股热血直冲上脑门。
我生于四川遂宁，家在农村，那时家里父母长年在广东那边打工，做纺织工人，一年到头有个两三万收入都了不得了。
我是一个并不甘于平淡的人，所以大学一毕业，即便在毫无关系背景的情况下，依旧孤身一人来到北京闯荡，为的就是出人头地。可是生活哪里有这么容易，一进杂志社大家都是底层员工，一个月有个千把块钱工资已经算可以了。
二十万，我得挣到猴年马月去？
那时候的我，还是太年轻，眼睛浅只看得见眼前看不见身后，刚刚步入社会，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我，几乎立刻就对这个采访再没有半点怀疑，并且心甘情愿去做。
我当时甚至有种错觉，如果赵总编这二十万是用来买我的命，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他。
我心潮翻涌，几乎被这突然而来的金钱冲昏了头脑。可是，赵总编却根本没理会我的想法，只是自顾自对我继续叮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