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说起北大，人人都知道；说起陈步云教授，甚至是上世纪6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也很少有人知道。但是，一点不容置疑，陈步云教授和他的三个研究生失踪在茫茫荒原中，是北大有史以来最大的疑案。
在写下下面的话之前，我掂量了很长时间，因为很多事情本来就应该消失，不再为人所记起，这不仅是为了让死者安息，也是为了让生者安心。然而，我还是决定写下来，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我的一个理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历史，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陈步云教授恰恰是一个想告诉人们历史真相的人，所以关于他的一切记忆就被故意抹去了，消失得仿佛这个人似乎从来没在世界上出现过一样。
我之所以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陈步云教授这个人，是因为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
但是，我可以肯定，那些故意抹去人们记忆的人只是为了减少消灭真相，他们并不知道，这本日记的背后，连接着一个巨大秘密。
20年前，我曾在北大当过3年的档案管理员。多年的积累，使北大的档案资料汗牛充栋，我的工作，就是天天翻这些陈旧发黄、带着腐味的档案资料。
那些物欲中挣扎、缠绵于灯红酒绿中的人们，很难理解当档案管理员的幸福。当我翻开一本几乎要化为碎片的旧纸片，突然落款是三个清晰的毛笔字——“蔡元培”时，我的心会颤抖，会狂喜。
其实，即使是这些书写者，也会忘记自己写过什么。但是他确确实实在这么一张纸上写过东西，并且和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相联系。
“昨图书馆一管理员来访，阔论一番，其人识见不凡，然学问不足，难以成材”、“昨日玄同来，告予以赵家楼之事，并言学生偏激，政府无能，涉语多愤，乃知其为性情中人也，不可徒以新派人物视之”……纸片上，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让我看到那些名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虽然收入微薄，加上当时物价飞涨，我对这份工作却是乐在其中，每日从鸡鸣到日暮，在这些故纸堆里疯翻不止。
说起20多年前的北大档案馆，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但是如果说起现在的北大研究生院，估计很多考过北大研究生、或者北大毕业生的人都知道。
当时的档案馆，就设在这座古色古香、飞檐走壁的大红楼里，具体位置想必大家也知道，就在未名湖北，和珅石舫附近。不过我还要交代一下，在1993年之前，当时还不叫北大档案馆，名字叫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
在档案馆里工作，一点也不轻松。我通常早上6点多起床，傍晚闭馆后，还要在馆里再呆一段时间，去整理几个房间里乱放的旧纸堆。因为在文丨革丨期间，大批的档案被造反派抄去或者被外单位借去，10多年来，一直在陆续返还中。
等我回到宿舍时，常常已经是晚上8点多。如果我发现了有价值的资料，熬个通宵去整理也是常有的事。
当时，整理档案有个规矩：先粗选，把一些涉及到名人的材料整理出来；然后再细选，把一些还算完整的材料挑出来，编好号；第三道程序是将原本一本本，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散佚的资料归整为一册，这个程序就很麻烦了；最后一道程序最麻烦，是将那些已经破损的碎纸张拼起来，然后再归整。
据说，北大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现在几乎所有的档案馆都按照我们创造的这套流程在做。
当时我在北大档案馆，做的就是第三道程序，主要负责整理1148室的资料整理。这个室现在还在，如果你有空到了北大，不妨去看一看。只要进了现在的北大研究生院，沿着走廊向西，折个弯，再走到底，就是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背后，是一些隆起的土丘，土丘上长着一些古树。大树遮天蔽日，再加上房间是最北边的，终日不见阳光，所以一直是阴森森的；而且除了树叶的沙沙声，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里面的纸堆了却不少，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个房间的空间。资料整理起来也很麻烦，因为有的是两三页粘在一起，其余的却散佚掉了，有的则是干脆一页页散落在纸堆里。要整理好这么一大堆资料，确实难度很大。
可是，千万别小看这堆发黄的纸，里面的宝贝可不少：蔡元培未寄出的家信，在里面；胡适文章的草稿，也在里面；最值得珍贵的是，是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原件：“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
呵呵，说起来还有点难为情，这张北大校徽的原件就是我当档案管理员是，从在1148室的纸堆里找出来的。在找到这张纸之前，很多学者还为北大校徽是谁设计的在争执呢！直到这封鲁迅写给蔡元培的信函原件被我找出来，很多人才知道，原来现在处处可见的北大校徽原来是蔡元培委托鲁迅设计的。
虽然纸堆里的名人手迹很多，却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以文字为主，有图案的极少，这似乎和当时的风气有关。所以，就不难想象，当我见到陈步云教授的日记时，心里涌出的那份既诧异又惊喜的感觉。
那是1990年初冬的一天晚上，时间大约在7点多。我刚刚整理完傅斯年在北大当校长时签的一些公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找到的最后一份公文是傅斯年开除周作人的通知，理由是，周作人在抗战八年中当过“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所以“汉贼不两立”。
看到这份措辞强烈的通知，我脸上露出了微笑，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一桩陈年旧事：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被推荐为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却把这桩好事让给了胡适；没想到傅斯年保举胡适后，却又到处找人，表示要到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但这并不是傅斯年反悔了，而是他担心胡适爱做老好人，对那些当过汉奸的教授下不了狠手，所以要在胡适到来之前，先帮他“清理门户”。
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兄弟两个，一个为北大设计了校徽，至今仍在用；一个却因为当了汉奸，不但被北大开除教职，还被民国政府公开审判。兄弟俩走的路径，真是大相径庭。
带着这种白云苍狗的感叹，我揉揉酸痛的腰，闭闭有些迷离的眼，然后继续在暗淡的日光灯下整理资料。
我突然发现，在纸堆中，有一张纸与众不同。整张纸上，是围成圆形、环环相扣的八个圆圈，中间则是一个更大的圆圈，里面是环环相套的圆圈，我数了一下，总共有五个。这张纸是用黑色墨水钢笔画的。
这张纸上，字数寥寥无几。在八个圆圈上，标注着八个毛笔大字：“乾、坤、坎、离、震、艮、巽、兑。”而那五个圆圈上，则拉出五条线，第一条标着“金刚墙壹”，其后则依次是“贰”、“叁”、“肆”、“伍”。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的字，甚至连个签名都没有。
看到这张纸，我皱起了眉头。
要知道，在北大整个的校史中，讲这类阴阳五行的教授几乎没有。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确实设立过经学科，不过讲的却是毛诗、周礼、左传等，现在很流行的易经、八卦等东西根本不受重视，当然这也和孔子提倡的“不语怪力乱神”有关；在严复担任北大校长后，连经学也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他将将经科并入了文科，提倡东西方哲学、中外历史、地理、文学“兼收并蓄”。到1915年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响彻全国，更不可能再出现八卦和“金刚墙”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