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供电系统老化严重，这里还经常面临断电的危险，比如说到了夏季的高峰期，众多空调同时运转就很容易造成跳闸甚至是电力设备损毁，尤其是电力设备损毁后又极易引起火灾，在这种可燃物堆积的到处都是，又没有正规且通畅的专用消防通道，仅有的出入口被大量杂物阻挡的只剩下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且人员居住密度非常大的改装老式公寓楼里，一旦发生火灾，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综上所述，这也就造成了酷热难耐的时候有空调还不能随便开，在上海那闷热无比的夏季，一个只有风扇可以使用，头顶是厕所，脚下是厨房的地方，隆昌公寓的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成色，可想而知。

除了夏季不好过以外，冬季也是一样，上海作为一个中低纬度沿海城市，受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在冬季时虽然物理温度不会很低，但因为湿度相对于北方来说会特别大，所以其产生的寒冷感与北方的“干冷”相对，被称作“湿冷”，不过不管是干还是湿，最关键的是身在南方的上海市没有北方的集体供暖，冬季取暖主要依靠空调，那么仍然是因为电力原因，冬天的空调还是不能随便开，在潮湿的屋子里被无处不在的阴冷挤压着，那种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体会到的。

所以，在这里最需要空调的夏季与冬季，空调的使用时间是需要邻里之间互相协商的：你用一个小时，我再用一个小时，如此循环，好保证大家都会不太难过，至少比完全不开或者是全都开了引起火灾要强得多。

可话说回来，隆昌公寓也有自己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上海繁华地段居住房每平米只买5000元的年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隆昌公寓沾了作为公丨安丨分局职工宿舍的“光”，是上海市第一批用上燃气灶的集体公寓之一，据说有一段时间还同时安装了两部电梯，但因为电力系统老化的缘故，最后电梯弃用并最终不可避免的沦为了居民的杂物间。

想来也是，连空调用电都无法满足的供电系统，由怎么可能满足的了“胃口”更大的电梯呢？而且还是两部。

而这两件事成为了公寓中老人们非常自豪，且非常愿意对外人提起的“光辉历史”。

隆昌公寓在2015年接受了一次较大规模且较为彻底的整修，更换了供电系统，完全解决了电力脆弱的问题，整个公寓上下的空调在用户需要它们的时候，终于可以“火力全开”了。但在事情发生的2014年，隆昌公寓还没有经过这次改造，居住环境依然恶劣（虽然改造后也不怎么样，但相对于改造前已经是好太多了）。

总的来说，隆昌公寓的情况非常类似当年香港的“九龙城寨”，但规模要小得多，人员的复杂性与流动性也没有这么强，所以犯罪率也要低得多，不过这个“低”是相对于九龙城寨这样的“犯罪天堂”来说的，而相对于外面的上海繁华区，因为人员复杂、贫富差距等原因，隆昌公寓里得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很具有“危险性”的。

比如这次这个猥亵惯犯，就是其中之一。

（未完待续）

介绍完了隆昌公寓，言归正传，7辆车组成的车队拉响警笛，大摇大摆的从市局门口出发，向着嫌犯所在地出发，路上，我说：

“即便要抓的这个人危险性很低，难度也不大，但这么高调的去，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把画面抓拍到极致，在行动之前我们已经周密计划了三天，仅仅是相关会议就开了4次，每一点都想到了，绝对不会有任何纰漏的，我劝你下次再有机会参加这种大场面，还是预先多做做功课，省的说出话来惹人发笑。”女记者朱梦珺说。

我一听就有点来火儿，这明摆着是之前吃了瘪不服气，现在想找回来啊，遂反击道：

“就朱小姐你的话来说，我有两点意见想要谈一谈：

第一，这位郭董事长在警界并没有任何职务，那么他又哪儿来的权力对警务行动发号施令？而且自家女儿遭到了侵犯，不是要求警方迅速出动警力对其迅速展开抓捕，而是反复开会研讨，并示意媒体参与其中进行全程记录，这算什么？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郭董事长是不是具有严重的‘表演型人格’？这是病，得治。

第二，我还是那个观点，一次难度如此之低，且危害并不大的案件，抓捕时却动用这么多的精锐警力，这会不会造成其他原本更需要人手的方向产生空缺？万一因此而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谁来担负责任？是郭董事长吗？另外，如此超规格的行动配置，难道没有浪费公共资源之嫌吗？

而你作为一名媒体人，最应该有的就是正义感，追逐热点的嗅觉则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否则的话，那境界就会沦为和偷拍明星隐私的狗仔队们处于同一档次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反正是不屑将这些人称之为‘同行’的。

不过就你刚才的‘高论’而言，我感觉你已经有些把‘正义’与‘热点’的关系给本末倒置了。”

“你！”朱梦珺被我“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高建平是个和事老，一看我俩这要“掐架”，就立马从中间做起好人来，他说：

“两位说的都有道理，可咱们也不是决策者对吧？与其争论这些事情的长短对错，还不如大家都动作快一点，早一些结束，早一些回来，朱记者，你下午有空吧？要不要一起喝一杯下午茶呀？今天我正好有空。”

还真看不出来，这高建平碰上美女约起来一点也不含糊，而朱梦珺但从颜值上来说倒也的确不错，不过不是我的菜，这种自视清高气且“防御性心理”突出的女人，跟她同处一车就感觉很不爽。

“没空！”朱梦珺带着火儿，没好气的回了高建平一句，高建平则哈哈一笑，说：

“那就下次再约吧。”

话说回来，因为是拉着警笛，可以以执行公务的名义直接通过红绿灯路口，不必在乎信号灯的指示，所以这一路上的速度非常快，在不怎么愉快的气氛中聊了几句闲话之后，就到地方了。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推开车门下来抬头一看，一桩五层、通体深灰色的老旧建筑物映入眼帘，其它车辆上人也陆续下来，然后经过带队队长的简单部署后开始分头行动，30人一共被分成了三组，分别是抓捕组，支援组与媒体组，我毫无疑问是被分在了媒体组，与朱梦珺、王珂在一起，另外还有高建平及一名姓赵的特警在一起，这两人，尤其是后者，主要起到保护我们的职责，但在这里，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保护的必要。

“这个建筑物看着内部结构有点复杂，如果这样堂而皇之的进去的话，位于里面的嫌犯不会逃走吗？”我问。

“不会的，这里是隆昌公寓的唯一出入口，谁想进出只能通过这里，围墙后的地形我们也勘察好了，想翻窗逃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他想从三楼跳下去摔断腿。”高建平说。

“好吧。”我应道，随后在进入之后仰着头开始四处打量这里：不论是深灰色的墙体，还是堆积如山的杂物，以及各种自行车、电动车以及低配汽车等廉价的交通工具，还有走廊里偶尔出现的迟暮老人，都让这里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而且行动的那天还是阴天，一股无形的压迫感从四面八方压过来，不论是从视觉还是心理上，都让我由内而外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

所以虽然这只是一次抓捕猥亵犯的行动，但凭借着作为记者的敏锐感，我总觉着这里非常不安全，或者说，会发生点什么事情。

10月份的上海，已经很凉快了，我们又没有经过剧烈活动，身上就都比较凉爽，但我的脑袋上偏偏在此时因为强烈的不安感流出了一滴冷汗，站在我旁边的朱梦珺眼神好得很，一下就看到了这个细节，随后便不失时机的讽刺道：

“怎么？紧张了？听说你是内参记者，应该见过很多大场面的才对，这才抓一个猥亵犯你就这样，那以后让你去采访个大案要案，还不得把你给吓死？”

因为这种不安感来的毫无缘由，我被她这么一说一时间也回不上个“子丑寅某”来，思索片刻后只能简单的回道：

“我感觉这次抓捕行动不会这么简单，有点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