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最后一个萧万能就是联络员，因为当时的科考行动的物资支援主要靠新疆军分区的军方提供，所以联络员就由军人担任，其所携带的淡水以及所使用的车辆均为军方协调支出，后来在科考队严重缺水的情况下，联络员甚至提议可以联系最近的部队驻地派军用直升机来运送饮用淡水及车辆所需油料，但因为出于不给组织增添麻烦的原则与成本太高（注：除了饮用淡水本身的价值外，加上运费等相关附加费用，核算后相当于每公斤水价值300元人民币，这放到现在也称得上是“天价水”，更遑论是在1980年了）的原因而被队长彭加木否决，如果从事件内幕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萧万能所掌握的材料将仅次于甚至是不亚于队长彭加木及副队长汪文先，由此可见联络员在团队中的地位与具体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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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把联络员的事情说的这么清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这次选取受访人的时候经过了精心挑选，以我目前要说的这个考古队为例（注：这里及以下要说的话与上面所说的彭加木科考队毫无关系，上面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已，大家看的时候不要混淆了），从常理来说，队长与副队长应该是对细节知道最清楚的两个角色，但往往这样的角色在接受采访时又会因为一些不能公开的原因而对当年事件的细节有所保留，而这些非常有可能被保留的细节却最有可能是整个事件中最关键、最有价值的部分，所以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再可以采访当年考古队队长及副队长的情况下，首先在受访名单上划掉了他们的名字，而其他人，则会因为所占高度不够或者是有一定局限性而无法呈现事件事件的全貌，如此，也一并划掉。

那么最符合我心中采访标准的，便是这个联络员了，他既没有队长与副队长的那许多顾虑，同时还因为职务的特殊而拥有其他队员所不具备的信息高度与完整性，再加上他本人也并不难找，所以自然便成了我首选的采访对象了。

经过打听，联系到他本人后，得知他现在的工作非常体面，已经是某一线大学的考古系副教授，发表过数量可观的高质量论文，但相比这个，更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个说走就走的实干派，其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起码在全国范围内，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几乎没有他没去过的，而这些大量实地考察而积攒下的经验与见识，不是单纯通过专修理论高度就能弥补的，所以在采访开始之前，我就已经有了可以从他这里学习到很多高价值知识的信心。

随后经过简单的交流，我表明身份与来意，汪明洋很愿意将当年的事情讲给我听听，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憋在心里几十年了，憋得难受，找个人说出来就舒服多了”。

通过交流我发现他十分健谈，阅历的确十分丰富，可以称得上是眼界开阔，与这样的受访人交流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除了长见识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不累，不需要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的问，这就可以让两人的交流过程变的很流畅。

好了，前言说的够多的了，现在进入正题：

“汪教授，你好，你可以讲讲当年的那场‘涉灵’考古行动吗？”这次的采访地点是他在学校的办公室，我摊开采访笔记本，坐在他办公桌斜对角的沙发上开门见山的提出问题。

这里还得说个题外话，大家不要嫌烦，因为不说清楚了容易引起歧义，要说的内柔就是“涉灵”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其意思很简单，是“涉及灵异”的简称，这也算得上是一个我们行内的“专业术语”吧，在采访或参与的事件及内容中，与灵异有关的，均被称作“涉灵事件”，而相关的电子与纸质文件都会贴上一个红圈中套着“涉灵”二个红字的标签作为事件性质的识别标识。

“嗯，这次考古行动牵扯的事情很多，你这么一问我一时还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要不就从头开始吧。

我与当时的考古队队长贺炳芳是同窗好友，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学的都是考古专业，当年我们一起上山下乡过，一起参加过文丨革丨，当过‘保皇派’，用那时候的话说，就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考古这个事情，外人看来往往会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极端认为这一行非常浪漫，非常有意思，可以全国给的的到处边跑边玩，国家拿着钱支持着，走到哪儿都有保证，多好啊，是不是？而另一个极端的人则完全相反，认为考古是一件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每天跟一帮戴着高度数眼镜的老学究在一起，去挖一些破破烂烂的古代遗迹和文物，又脏又累还没劲。

我要说的呢，就是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第一种太过于简单化，世界上那里有这么好的职业，国家拿钱让你全国跑着玩儿，干我们这一行那是要有很强烈的责任心以及进取意识的，而且竞争不仅仅只局限于国内，在国际上更加激烈，因为考古在国际上还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对鉴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作用都能影响到国与国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简单的讲，同行发表论文，有了新的研究成果，难道你就干看着吃老本吗？说小了，在国内不能屈居人后，说大了，在国际上不能给祖国丢脸，所以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肯定不是拿着公款到处游山玩水的那么一种状态。

而第二种呢，则太过于片面化，考古的确非常枯燥，但枯燥与否取决于你是不是真正热爱这个行业，如果只是因为一时兴起想来凑凑热闹，那自然是不行的，另外，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考古中分为‘实干派’跟‘学院派’，这两派的作风与工作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将这两个混为一谈，那也是不对的，比如说我吧，我就属于‘实干派’，用我们的话说，就叫‘下地干活儿’的那一派，一年几乎有8个月以上都在跟古墓、各种遗迹以及一线的出土文物打交道，而‘学院派’则是坐在办公室里搞学术研究，当然了，我刚才说过，我们‘实干派’也写论文，但这两派都要写论文的，区别是我们只写论文，然后‘下地’，而他们则是不仅要写论文，还出书立作，甚至有一些人以此为生，不是我说啊，‘学院派’的那帮子人，一个个的拉出来都号称‘著作等身’，但可能他们写了大半辈子的考古论文以及考古书籍，却没亲身下过一座古墓，没有亲手打理干净过一件出土文物，考古考古，不‘考’怎么能行？要‘考’就得身体力行嘛！光动嘴皮子那是没有用的。

话说回来，最关键的还有是所参与的考古项目是什么性质的，比如说，用你的话讲，这次要说的这个考古行动，就属于‘涉灵事件’，那就相当的不枯燥了，不仅不枯燥，而且还‘刺激’的很，只是容易吧小命儿给弄丢了。”汪明洋说到这里，手一挥，苍眉一挑，那矍铄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傲骨之气，从他的话中，字里行间都透着对考古“学院派”的不屑甚至是鄙夷之情，我心里暗自好笑，感觉他都这把年纪了，心中的锐气还是烈，可想而知他年轻气盛时肯定是一个“一颗唾沫一颗钉”的汉子，再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也由衷的感叹这老爷子行！有强烈的荣誉感，能把事业置于生死之上，在任何时代，剥去道貌岸然者的虚伪说词之后而真正拥有这种精神的人，并不多见。

“那按照您的意思是说，实干派考古还会经常遭遇‘涉灵事件’吗？”我说。

“那是当然，我们这些人大半年的时间都跟古墓、古尸打交道，碰上这些东西的几率本来就很高，其中就我碰上的，有好对付的也有难对付的，假设真‘中了奖’，碰上的是那种比较难缠的东西，那这个危险性就的确是相当高了，说是有生命危险也不为过。”汪明洋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