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转弯灯”这个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老家县城的街道脏兮兮、乱哄哄，行人和轿车都是见缝插针，满大街就听见“龟儿子”的责骂声。既不懂“转弯灯”，也不懂如何识别。

我虽然有很强烈的求知欲，但怎敢向瞎子打听？还是蜗牛王刘兵很耐心地给我阐述了一番，我才彻底知道转弯灯的用途。

为了加深影响，刘兵决定举一反三，专门拉着我去看了看学校进门处树立的限速牌。不过，牌子虽然立很显眼，但我在昌平的那四年，基本上形同虚设。总有大油门的各种高档车辆，放着响屁，载着姑娘在“宪法”大道上显摆。

我虽然在齐荣宿舍谈笑风生，但“乡巴佬”三个字却不断重复在我耳边，久久不散！我深呼吸，然后告诉自己不要让这些东西阻碍自己。

皮肤的修复能力因人而异，心态的调整能力也各有千秋。马加爵属于心理调节能力受损无法修复的类型，而我则属于承受能力很强，但修复能力稍差的人。因此，马加爵选择了用结束他人的生命来换取尊严，而我则选择容忍，实在忍无可忍，用拳头来捍卫权利，但不会走极端。

遭受白眼和讥讽是常态，农村人谁会去计较这些习以为常的贬损？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山区，农民心态过于愚笨，血液里遗传着逆来顺受。

白眼算什么呢？讥讽算什么呢？欺负算什么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欺负一下又不吃亏。要不就是装没看见，要不就充分发挥阿q的精神。

农民是一个劳动的群体，更是是千百年来打上的烙印。不过，这个称呼并不妨碍吃饭睡觉撒尿拉屎，我有时候听着刺耳，但似乎并未真正在乎过。

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打击是我被人揍了一顿。大约小学六年级，母亲拉着我在大方县城街头卖鸡蛋，由于过于好奇，我东瞅西看，不小心踩了一个老头子一下。

这老东西转身看了母亲和我一眼，抬脚就踢了我两下，顺便抡上几巴掌，最后还被他泼了一脸的脏水，嘴巴里不停地骂着“乡巴佬”。

母亲赶紧赔礼道歉，蹲下去给他擦去鞋上的灰，老头子还故意刁难，一会儿挪动身子，一会儿抬脚。事后母亲像没事一样，在脏兮兮的大街叫卖鸡蛋。

而我，却将这个心结系在心里，成为激励我苦读诗书的动力。很多年过去了，苦于找不到这个老家伙。否则，我可以容忍他对我的殴打和辱骂，但我会让他尝到欺负我母亲的滋味。

经历过转弯灯事件之后，我对“乡巴佬”这三个字有了免疫力。但是瞎子好像对我的容忍视而不见，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得寸进尺从我身上找乐子。

他开始肆无忌惮地给我扣上很多外号，例如“挫钉”、“侏儒”等等，性质如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且以此作为取乐的突破。

“侏儒，今天又逃学啊？”瞎子下午放学后晃进宿舍，直截了当就这样叫我。

“给刘老师请假了！嗓子又发炎了！”我头也没抬，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我考，叫你侏儒还不服气啊？你不就是三级残废吗？”他扬起《宪法》教科书，径直走到我的床前，就像神经错乱一样晃啊晃。

“我是侏儒，那你就是肥猪，呵呵。你看看你，八十多公斤，如果不是猪，那你就是大灰熊吗？”既然你开我玩笑，那我也不能不回敬。

“你妈的再叫一次灰熊！”他把《宪法》往卓上一拍，掠起袖子，摆出粗壮的手臂，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他气势汹汹，一幅不占便宜不收场的架势。

还有开玩笑也当真的？这哥们也太不地道了。我决定再试探一下：“别坐我的床，我害怕传染上男性妇科病！”

瞎子有严重的痔疮，每次犯病都生不如死，卧在床上哼哼唧唧。我说完就幸灾乐祸地看着他愤怒的脸庞。

“乡巴佬！”他“腾”地站起来，抓起书使劲拍在我的脑门上，嘴巴里骂骂咧咧，“你以为你是谁啊？老子给你面子你还装蒜！”

我血管里的血液冲向脑门，撞得我咬牙切齿，目光变得阴冷。我克制住自己的怒气，只是紧紧盯住他白净的面孔。

“不要动不动就骂人！我不想跟你斗。”我息事宁人，往床那边挪了挪，不愿靠他太近。

“骂你怎么着？跟你斗？你配吗？”瞎子不依不饶。

一贯忍辱负重的本性被彻底推翻，血性本色开始从埋藏的心底升腾。我紧紧攥紧拳头，全身因为极端愤怒而微微发抖：“大灰熊，你他妈的够过分了！”

“怎么着？跟我玩？”瞎子咄咄逼人，手在我头上挥来挥去，旁若无人，就像赶一只苍蝇。

我猛的从角落蹦起，赤脚跳下床，操起宿舍板凳朝他脑袋上砸过去：“瞎子，别太欺负人！我告诉你，只有人敬人，没有人怕人！我乡巴佬怎么了？照样打你！”

瞎子显然被我的举动给吓蒙了，他愣在原地发呆良久，五官扭曲面带痛苦，右手轻轻地揉后脑勺，嘴巴里发出夸张的“咝咝”声。

不过他只是衰了半刻，一会儿又挑衅地瞪着我。看他拉开马步的样子，不知道是想再次反击还是准备逃跑。

愤怒已经完全占据我的全身，我毫不退缩地迎接他的目光，气喘如牛但眼睛却时不时往凳子方面瞅。

终于，他的目光开始变得柔和，杀气瞬间退去。他把书往桌上一拍，摔门出去。出门前恶狠狠地冲我嚷嚷：“景小浩，你走着瞧！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四年路还长，我让你生不如死！”

“奉陪到底！”我特意拉开门，朝他的背影大声地吼。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