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后发现自己来到了阮雯的家门前，在大学四年中，阮老师一直是她的班主任，也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在叶文洁读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的两年里，再到后来停课闹革命至今，阮老师一直是她除父亲外最亲近的人。阮雯曾留学剑桥，她的家曾对叶文洁充满了吸引力，那里有许多从欧洲带回来的精致的书籍、油画和唱片，一架钢琴；还有一排放在精致小木架上的欧式烟斗，父亲那只就是她送的，这些烟斗有地中海石楠根的，有土耳其海泡石的，每一个都仿佛浸透了曾将它们拿在手中和含在嘴里深思的那个男人的智慧，但阮雯从未提起过他。这个雅致温暖的小世界成为文洁逃避尘世风暴的港湾。但那是阮雯的家被抄之前的事，她在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和文洁父亲一样重，在批斗会上，红卫兵把高跟鞋挂到她脖子上，用口红在她的脸上划出许多道子，以展示她那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叶文洁推开阮雯的家门，发现抄家后混乱的房间变得整洁了，那几幅被撕的油画又贴糊好挂在墙上，歪倒的钢琴也端正地立在原位，虽然已被砸坏不能弹了，但还是擦得很干净，残存的几本精装书籍也被整齐地放回书架上．．．．．．阮雯端坐在写字台前的那把转椅上，安详地闭着双眼。叶文洁站在她身边，摸摸她的额头、脸和手，都是冰凉的，其实文洁在进门后就注意到了写字台上倒放着的那个已空的安眠药瓶。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去，悲伤已感觉不到了，她现在就像一台盖革计数仪，当置身于超量的辐射中时，反而不再有任何反应，没有声响，读数为零。但当她就要出门时，还是回过头来最后看了阮雯一眼，她发现阮老师很好地上了妆，她抹了口红，也穿上了高跟鞋。

2．寂静的春天

两年以后，大兴安岭。

“顺山倒咧——”

随着这声嘹亮的号子，一棵如巴特农神庙的巨柱般高大的落叶松轰然倒下，叶文洁感到大地抖动了一下。她拿起斧头和短锯，开始从巨大的树身上去掉枝丫。每到这时，她总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个巨人整理遗体。她甚至常常有这样的想象：这巨人就是自己的父亲。两年前那个凄惨的夜晚，她在太平间为父亲整理遗容时的感觉就在这时重现。巨松上那绽开的树皮，似乎就是父亲躯体上累累的伤痕。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六个师四十一个团十多万人就分布在这辽阔的森林和草原之间。刚从城市来到这陌生的世界时，很多兵团知青都怀着一个浪漫的期望：当苏修帝国主义的坦克集群越过中蒙边境时，他们将飞快地武装起来，用自己的血肉构成共和国的第一道屏障。事实上，这也确实是兵团组建时的战略考虑之一。但他们渴望的战争就像草原天边那跑死马的远山，清晰可见，但到不了眼前，于是他们只有垦荒、放牧和砍伐。这些曾在“大串联”中燃烧青春的年轻人很快发现，与这广阔天地相比，内地最大的城市不过是个羊圈；在这寒冷无际的草原和森林间，燃烧是无意义的，一腔热血喷出来，比一堆牛粪凉得更快，还不如后者有使用价值。但燃烧是他们的命运，他们是燃烧的一代。

于是，在他们的油锯和电锯下，大片的林海化为荒山秃岭；在他们的拖拉机和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下，大片的草原被犁成粮田，然后变成沙漠。

叶文洁看到的砍伐只能用疯狂来形容，高大挺拔的兴安岭落叶松、四季长青的樟子松、亭亭玉立的白桦、耸入云天的山杨、西伯利亚冷杉，以及黑桦、柞树、山榆、水曲柳、钻天柳、蒙古栎，见什么伐什么，几百把油锯如同一群钢铁蝗虫，她的连队所过之处，只剩下一片树桩。

整理好的落叶松就要被履带拖拉机拖走了，在树干另一头，叶文洁轻轻抚摸了一下那崭新的锯断面，她常常下意识地这么做，总觉得那是一处巨大的伤口，似乎能感到大树的剧痛。她突然看到，在不远处树桩的锯断面上，也有一只在轻轻抚摸的手，那手传达出的心灵的颤抖，与她产生了共振。那手虽然很白皙，但能够看出是属于男性的。叶文洁抬头，看到抚摸树桩的人是白沐霖，一个戴眼镜的瘦弱青年，他是兵团《大生产报》的记者，前天刚到连队来采访。叶文洁看过他写的文章，文笔很好，其中有一种与这个粗放环境很不协调的纤细和敏感，令她很难忘。

“马钢，你过来。”白沐霖对不远处一个小伙子喊道，那人壮得像这棵刚被他伐倒的落叶松。他走过来，白记者问道：“你知道这棵树多大年纪了?”

“数数呗。”马钢指指树桩上的年轮说。

“我数了，三百三十多岁呢。你锯倒它用了多长时间?”

“不到十分钟吧，告诉你，我是连里最快的油锯手，我到哪个班，流动红旗就跟我到那儿。”马钢看上去很兴奋，让白记者注意到的人都这样，能在《大生产报》的通讯报道上露一下脸也是很光荣的事。

“三百多年，十几代人啊，它发芽时还是明朝呢，这漫长的岁月里，它经历过多少风雨，见过多少事。可你几分钟就把它锯倒了，你真没感觉到什么?”

“你想让我感觉到什么呢?”马钢愣了一下，“不就一棵树嘛，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树，比它岁数长的老松多的是。”

“忙你的去吧。”白沐霖摇摇头，坐在树桩子上轻轻叹息了一声。马钢也摇摇头，记者没有报道他的兴趣，令他很失望。“知识分子毛病就是多。”他说的时候还瞟了一眼不远处的叶文洁，他的话显然也包括了她。

大树被拖走了，地面上的石块和树桩划开了树皮，使它巨大的身躯皮开肉绽。它原来所在的位置上，厚厚的落叶构成的腐植层被压出了一条长沟，沟里很快渗出了水，陈年落叶使水呈暗红色，像血。

“小叶，过来歇歇吧。”白沐霖指指大树桩空着的另一边对叶文洁说。文洁确实累了，放下工具，走过来和记者背靠背地坐着。

沉默了好一会儿，白沐霖突然说：“我看得出来你的感觉，在这里也就我们俩有这种感觉。”

文洁仍然沉默着，白沐霖预料她不会回答。叶文洁平时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流，有些刚来的人甚至误认为她是哑巴。

白沐霖自顾自地说下去：“一年前打前站时我就到过这个林区，记得刚到时是晌午，接待我们的人说要吃鱼，我在那间小树皮屋里四下看看，就烧着一锅水，哪有鱼啊；水开后，见做饭的人拎着擀面杖出去，到屋前的那条小河中‘乒乓’几棒子，就打上几条大鱼来……多富饶的地方，可现在看看那条河，一条什么都没有的浑水沟。我真不知道，现在整个兵团的开发方针是搞生产还是搞破坏?”

“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呢?”叶文洁轻声问，并没有透露出她对这想法是赞同还是反对，但她能说话，已经让白沐霖很感激了。

“我刚看了一本书，感触很深……你能读英文吧?”看到文洁点点头，白沐霖从包中掏出一本蓝色封面的书，在递给文洁时，他有意无意地四下看了看，“这本书是六二年出的，在西方影响很大。”

文洁转身接过书，看到书名是《silentspring》，作者是rachelcarson。“哪儿来的?”她轻声问。

“这本书引起了上级的重视，要搞内参，我负责翻译与森林有关的那部分。”

文洁翻开书，很快被吸引住了，在短短的序章中，作者描述了一个在杀虫剂的毒害下正在死去的寂静的村庄，平实的语言背后显现着一颗忧虑的心。

“我想给中央写信，反映建设兵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径。”白沐霖说。

叶文洁从书上抬起头来，好半天才明白他意思，没说什么又低头看书。

“你要想看就先拿着，不过最好别让其他人看见，这东西，你知道……”白沐霖说着，又

四下看了看，起身离去。

三十八年后，在叶文洁的最后时刻，她回忆起《寂静的春天》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在这之前，人类恶的一面已经在她年轻的心灵上刻下不可愈合的巨创，但这本书使她对人类之恶第一次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这本来应该是一本很普通的书，主题并不广阔，只是描述杀虫剂的滥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但作者的视角对叶文洁产生了巨大的震撼：蕾切尔．卡逊所描写的人类行为——使用杀虫剂，在文洁看来只是一项正当和正常的、至少是中性的行为；而本书让她看到，从整个大自然的视角看，这个行为与“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区别的，对我们的世界产生的损害同样严重。那么，还有多少在自己看来是正常甚至正义的人类行为是邪恶的呢?

再想下去，一个推论令她不寒而栗，陷入恐惧的深渊：也许，人类和邪恶的关系，就是大洋与漂浮于其上的冰山的关系，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物质组成的巨大水体，冰山之所以被醒目地认出来，只是由于其形态不同而已，而它实质上只不过是这整个巨大水体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人类之外的力量。

这个想法最终决定了叶文洁的一生。

四天后，叶文洁去还书。白沐霖住在连队唯一的一间招待房里，文洁推开门，见他疲惫地躺在床上，一身泥水和木屑，见到文洁，他赶紧起身。

“今天干活儿了?”文洁问。

“下连队这么长时间了，不能总是甩手到处转，劳动得参加，三结合嘛。哦，我们在雷达峰干，那里林木真密，地下的腐叶齐膝深，我真怕中了瘴气。”

白沐霖说。“雷达峰?!”文洁听到这个名字很吃惊。

“是啊，团里下的紧急任务，要围着它伐出一圈警戒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