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就寄给《法制日报》，你们不是把他夸得像花一样吗，让你们看一看他的庐山真面目。按说这事应该向有关部门反应。可是郝仁怕他们穿一条裤子，想着在舆论上做文章，通过这个渠道捅出去，相关部门不会不引起重视。要不怎么说年轻幼稚。你也不想想，这样的信人家能理会吗？
信发出后，还写了封信给三叔（三叔当时在省卫生厅科教处当副处长），像是做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儿，骄傲地讲了一通。三叔来信，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此事太过轻率，信若是被报社转到有关部门，或者直接寄到当地公『安』局，事情可就大了，轻者诬陷领导，脱下军服，打铺盖卷滚蛋，重者开除军籍，断了你的前程。如果人家再担心你上告，保不齐小命都难保。母亲知道后也来信，一顿数落：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还好信寄出后，石沉大海。三叔和母亲怕出事，张罗着要把郝仁调走。郝仁很倔强就是不走。准备再反映。
这时出了一件事儿，让郝仁彻底打消了这一念头。
在此之间，也有像郝仁一样的“正义”之士做了相同的举措，是其他派出所的一名干部，不过他就没有郝仁幸运了，举报信到了公『安』局，“长剑”局长勃然大怒，把这名干部给开了。郝仁这才知道三叔的话不虚。变老实了。
所长对护私可是全心全意，每每亲自上阵。他自己个儿也为此发了财。还问郝仁：你们家不是做买卖吗？咱们能不能联手，把车开到内陆卖掉，这车要比市面上的便宜一半，好卖得很。还说卖一辆给郝仁提两万。郝仁拒绝了，他知道所长想直接掏腾。心想：贪得无厌。那辆你不要保护费，撑不死你。
一切如常。年底，支队突然派人来检查，说是这里有走私活动。所长提前得到消息，忙召开会议，要求统一口径，决不承认。最后检查组白走了一遭。
第二年春末，所里接到市公『安』局通知：立即停止走私活动，中央已得悉情况，要来东方省调查，其中一个检查组已经到了市里，很快要到所属沿海区域。还让所里做好工作，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所长放下电话，忙到辖区各个企业通风报信，让老板们赶紧跑路，到外边避避风头。
结果也是有惊无险。
郝仁忙着考军校，也懒得理这些烂事。
后来才知道，中央之所以知晓，是因为出了一件大事。
原来，沿海各地走私如火如荼，支队政委也做不住了，既然政府都干，这么好的买卖，咱为什么不干。于是乎，也指挥手下忙乎起来。这边防警察部队很是有意思，由于受双重领导，垂直管理和指挥就有了问题，成不了一盘棋。所里只听命当地公『安』局和政府，不摆支队。支队只看濒海市（地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脸色，对上面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各立山头，各自为战。所以走私护私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由于受当地政府的掣肘，支队对基层的活动不好插手。就指挥直属部队单干。派船艇到海里抓走私，逮住以后，全部罚没，然后装入自己的腰包。要么和对方达成协议，双方分赃。后来也发展到武装护私。政委也发了大财。
这政委也是死心眼，干嘛逮一个吃一个啊，这样不也太明显了。学学人家南方。和走私分子约好，一下走两三条船，抓一条，其余的放行，既能表明自己个人积极打击走私活动，又不耽误发财，两全其美。看来他没有向南方学学经验。所以好景不长，倒霉的日子到了。
一次支队接到走私分子报告，说他们的船被大岛市海关扣押了。政委连忙派在附近巡逻的船艇火速赶到出事地点。果然，走私船停在海关管辖的海区内。走私分子正与海关人员交涉，赖着不走。那时缉私也是各管一摊。按划海上区域划分行使职权。边防所属的边防支队管绝大部分。海关和边防所属的边防检查站管口岸和锚地，其中海关管物，边防检查站管人。但是这锚地的治安管理也属边防支队管辖范畴，这就造成了职责重叠，好多时候这里面的事儿分不清，以至于发生矛盾。走私船估计是为了避风浪才躲到了锚地，结果被海关逮个正着，给查了出来。支队官兵上得走私船，就要把船带走。海关不让，双方发生争执动起手来。海关人员那时这帮人的对手，三下五除二就给干爬下了，眼睁睁看着走私船离开锚地。
大岛市海关直属海关总署，人家咽不下这口气，就告到上面。海关总署一听，这还了得，就把这事报告给了国务院和中央。中央对此事很重视，指示要认真调查，经查属实，严肃处理。这一下，东窗事发，支队政委被逮捕归案，判以极刑。据说，中央领导为此还要了他一张照片看了看：什么人，竟如此大胆，公然荷枪实弹，走私护私。还听说，政委在狱中时还给同狱室的人画了一个图：外边是一个正方形，里面是一井字形，看看谁能把它解开，结果个个干瞪眼。后来这个迷图开始流传，也是没有一个人解得开。郝仁不服，琢磨了好几天，最终放弃（读者可以试着解解，反正我是解不开的）。后来才明白，这本就是打不开的囹圄。
事后，省厅在濒海市专门召开会议，要求沿海各市公『安』干警边防部队要以此为戒，坚决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末了，厅领导还感叹了几句：同志们呐，咱们关起门来说点心里话。李警卫（支队政委的姓名）只是撞在了枪口上，在座的谁敢说没参与过走私，比他严重的有的是，收手吧。言外之意，好多大头还没发现，走私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只要悬崖勒马，就不再深究。该领导也是良苦用心。或许他有苦衷，这个苦衷就是，这么猖獗的走私，没有上边默许和支持，是断然不会如此的。而且以他手中的权利，对这种事无能为力，只能好言相劝。
此言不假，就在支队政委被抓被执行枪决的过程中，沿海一些地方政府依然进行着走私活动。只不过收敛了好多。主要原因：一些企业从银行大量贷款，将钱汇入境外，好些走私货物还没有运进来，要是中途停止，这些企业非垮了不可，连带着就是银行，不可避免会给当地经济带来重大损失。所以，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顶风把这些货物陆续走私进来。
据说，中央知道后，很是生气，又要审查，可查来查去，不知道抓谁。法不责众。你想啊，支队政委是个体行为，没有更多的关联，抓起来容易。可是面对政府行为，如果钱没装到个人腰包，而且促进了一方经济，你又能抓谁呢。为此，中央领导给东方省省委书记和省长打电话质问，两位封疆大吏竟这样回答：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发展东方省的经济。中央领导震怒：这不是发展不发展东方省经济的问题，这是要不要整个国家、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把问题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两位高管只好作罢，指示各沿海市坚决停止一切走私活动。省长为此专门跑了一趟走私最严重的地方千叮咛万嘱咐，走私活动逐渐停止。这些事，郝仁到了省里后才知道。原来始作俑者竟是东方省委、省府。或许，在那时没有人知道这走私是件坏事儿，更不可能认为这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