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就要离开学校,去广西实习了。”我拿正常的声音说。
“是你喔。”王静显得并不惊讶。
“是的。你的嗓子怎么了?”
“很难听?”
王静的嗓音属于唐老鸭那一类型,本来就不甚动听。
“有点巫婆的味道。”我说。
“重感冒三天了,喉咙痛,不能和你大声说话。”王静轻言细语地说。
“看医生了?”我问。
“不回来了?”王静反问。
“实习两个月,12月份回来。”
“呃。”
“如果,你仍有不能谅解我的地方,那么等我实习回来了以后,再和你一起解决,好吗?”
“呃。”
“嗯,就这样。正坐在候车室里呢,马上就要上火车了。再见。”
……
“再见。”我重复。
那头电话挂断了。
*
火车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张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想。好像我奔赴战场,一去不复返了一样。想起张娣的同时,一些童年的记忆也跟着复苏,撩人情怀,又恍若梦境。何故?我扪心自问。莫非人最珍贵的回忆,只有在长路漫漫的旅途中才休验得到?思来想去之间,一股销魂蚀骨的愁绪慢慢地爬上心头。为了驱除这股愁绪,我久久地凝视被夜色染黑的一面车窗玻璃,哼起一首《甘心替代你》来。《甘心替代你》只哼到一半,就被歌词刺痛神经,泪流满面。好在只打开车厢两头的壁灯,没有人看得清我的脸。
到达南宁站,是第二天的中午一点,火车驰骋了足足十六个小时。出得出站口,班主任去附近的一个客运站物色大巴。大家则被班干部分成五组,以组为单位分别找地方吃饭,两点之前赶回原地集合即可。尽管如此,意外还是发生了:两个女生一起钻进南宁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大型农贸市场,迷路了,直到下午三点,她们才回来,已经哭得一塌糊涂。
大巴上,没有人交头接耳,都把脑袋枕在软绵绵的沙发式座位上,气定神闲地欣赏车窗外面的风景。确实,车窗外面的风景和湖南判若有别。金秋时节,艳阳高照,照理说应该是农忙时节,可是沿途既看不见黄灿灿的稻田,又听不见打谷机的声响,唯见铺天盖地的香蕉林,由近至远,无垠无边。但凡有村庄出现的地方,路口的两边总是能够望见水果摊,旁边的木凳上,坐着头戴尖帽的果农。大巴在这样的公路上奔驰了将近五个钟头,抵达平果铝厂时,夜幕降临了。
*
第二天,我们落脚的招待所里来了一个黑框眼镜,男,不高偏瘦,尖嘴猴腮。给我们上完安全教育,自我介绍说二十九岁,工龄五年,可能他对哪个女生怀有好感吧,强调自己未婚,是我们的一个校友。次日,我们被这个校友分成两组,一组去氧化铝厂,一组去电解铝厂。从那里打发到车间,搞了安全教育。又被打发到岗位,搞了安全教育。三级安全教育全部搞完,这个星期也就结束了。直到第二个星期一,实习才正式开始。
与其说是实习,莫如说是盯梢。就是说,师傅做什么,你看什么,不懂就问。但一般问不出什么名堂。“抽屉里有资料,自己去看。”师傅会这样回答你。千万别动手,万一捅出一个质量事故,罚款单上的天文数字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开始的几天,我还有点激情,久而久之,心凉下来。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在招待所附近的一个食堂里吃罢早餐,登上一辆厂车,进到厂区,同师傅打完照面,便乖乖地坐在休息室里的一张会议桌旁听音乐。中午开饭时间一到,走进工区的食堂,回来后继续听音乐,直至下班。简直同慢性自杀无异。
某日,师傅看穿我的心思,说:“回去吧。”
“真的?”我摘下耳塞,激动地问。
“真的。”他说,“算你出勤。”
当然不能回招待所,班主任守在那里,而是和跟我一样,被师傅放出来的诸君一起,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去到几公里开外的平果县城欣赏美女。
平果县城不大,但还算热闹。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或许不假。街上赶集的男女老少,多半皮肤黝黑,颧骨突出,个头都不是很高。走在街上的我们,好像到了柬埔寨或者越南,根本没看见什么美女。
失望之余,决定看录像。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录像厅,每人掏五毛钱,进去了。进去后才发现里面正在播放动画片,且观众奇少,除了我们以外,只有三个初中生模样的少年。
看了大概十五分钟,乔丹不耐烦起来,大声喊:
“老板,换毛片呀!”
老板是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听不懂普通话,朝乔丹竖起一只耳朵。
“曲地赏汗奶几。”少年中的一个用广西话说。
老头这才把光盘出仓,换成一部八十年代的台湾三级片。女主角不怎么漂亮,且只露出上半身,还只露出过一次。一片终了,嘘声一片,我们也罢,少年也罢。
后来的工作日,也大抵如此度过。说无聊,是无聊,可又找不出打发时间的更好方式。
*
每逢周末,就给张娣写信,删删写写,涂涂改改,一写就是两天。同枯燥乏味的实习生活相比,写信要惬意得多。写火车上的感触,写广西和湖南的不同,写香蕉林,写录像厅。我写道:
想你。由于想你,走在这个南方小城陌生的街道上,我才一次一次地左顾右盼。期望人群中出现一张属于你的脸,朝我微笑,朝我轻轻地启齿,说你偷偷地溜来此地,只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
写故弄玄虚的安全教育,写早退,写周末除了写信,没有别的事做:
老早以前,我就有一个“不轻易从事冶金工作”的想法。提不起兴趣。而对这个专业的深恶痛绝,是到了这里以后。只要一踏进厂区,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一股浓烈的氨气味儿,看到林立的像机器人骨架一样的厂房,我就心烦意乱。心想与其在这种地方虚度人生,还不如回苗寨种田来得痛快。
另外——说出来可能有点好笑——打从株洲回来了以后,我似乎对医学有了兴趣,觉得自己可能适合做一名医生。倘若时光可以倒流,无论如何,我都要和你一起学医。那样一来,即便毕业了以后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也可以开一个诊所,和你一起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一共七封信,最后一个周末来不及写,就返校了。
*
期间,给王静打过一次电话。常德口音的一个女生接听的,声称她们寝室里根本就没有王静这个人,报了两遍电话号码,问我是不是打错了?我说没有打错。
“叫她接。”我仍像上次那样,掐着喉咙说,“我是你们的刘太刚校长。”
“确实没有这个人呀。”
“胡说。一个半月以前,我也是打的这个电话号码。”
“一个半月以前?”
“对。”
“一个半月以前,我们都还没有进校呢。”
闹了半天,原来是10月份进校的第二批新生。原先住在那里的第一批新生早就搬走了。
“搬去哪里了?”我问。
“不知道喔。”女生委屈地回答。
*
返校的前一天,接到张娣打来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