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衷他们不明白。虽然我年纪比他们大，工作的时间比他们长，还当过部队的主管，但我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更没有下乡收过税。税收工作是冯县长安排副县长常三味来分管的，我说多了干多了就有夺权和多管闲事的嫌疑，老常也会有意见。

我们沉默了很久。我想，不给他们指示一下难以脱身。于是，我说，大家围着香蕉地转一圈，把进出香蕉地的路线都看一遍，最后我给你们出个“点子”。

蔡其仙和查必清都很高兴。午饭之前，我们总算围着香蕉地转了一圈，大家都累得汗流浃背，大气喘喘。这不算什么。最倒霉的是蔡其仙，被一只皇蜂蜇了一下手臂，疼得嗷嗷叫。查必清也踩上了不知是谁拉的大便，鞋底怎么磨擦草地臭味还是跟着走，仿佛沾上了邪气似的。

我坐在草地上休息，肚子都饿得咕咕叫，查必清走进香蕉林用小刀切来两串熟透了的“皇帝蕉”。那大如拇指，一身金黄，头尾一样粗，用手一捏软软的皇帝蕉，令人爱不择手。我们也顾不上什么群众纪律了，撕开蕉皮就往嘴里塞，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好像饿了两天两夜的流浪

“皇帝蕉”的味道的确与众不同，一时很难用语言来准确地描述

吃完香蕉，查必清就在一边撒尿。而蔡其仙则笑眯眯地说：“书记，你说怎么收税？”

我说：“定产定量来个包干，怎么样？”

蔡其仙摇摇头说：“不好办。定多了老板不干，定少了别人以为我们吃了回扣。”

我说：“按重量计算，老板拉走多少车我们就收多少税，既公平又方便。”

查必清瞪着一双大眼说：“这更麻烦。老板在七、八个地点同时装车，我们人手少看不过来。”

我又说：“每个点安排2个人盯着，老板想偷税也干容易。”

蔡其仙用纪委书记的口气说：“不行。2个人在一起不好监督，谁也不敢担保他们不吃回扣。”

蔡其仙脸色凝重地说：“这些办法去年都试过，但效果不好。有人还是捞到上万块钱。”

我说，“要相信大家，基本觉悟还是有的嘛。”

查必清诡秘地说：“哼，在金钱面前谁也不要相信谁。”

蔡其仙很领导地说：“现在有的人思想太坏了，一有机会就捞。”

我曾在“法制日报”上看过一篇报道，一个镇的税务所副所长利用多收钱少开发票的手段贪污受贿上百万元。难道红棉乡的税务工作人员也有经济问题？

我故意神秘地说：“既然是这样，我有一个好办法。”

蔡其仙和查必清几乎同时把嘴张得圆圆的，好像个括号。

查必清爽快地说：“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反正是为了完成收税任务。”

蔡其仙脸一沉说：“管它呢，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心一横，说“只留一条路让拉香蕉的汽车走，其它通往香蕉地的道路全部挖断。这样他们就无法偷运香蕉了。”

我又补充说：“大家共同把守一个口子，分工具体，互相监督。”

蔡其仙和查必清异口同声地说：“对，对！这回他们是无路可逃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主意确实是个好办法。蔡其仙请来几十个农民用两天的时间就把香蕉地四周的道路挖断，别说是汽车就是自行车也没法通过，因为那几米深10米宽的大坑，路过的行人看了都不寒而栗。尽管这瓮中捉鳖的办法有悖于文明执法，有悖于执法机关的形象，甚至说得上是暴力行为，但结果却是十分的惊人：税务所收到的香蕉税与去年同期相比超出了百分之三十。

今年香蕉的产量和价钱基本与去年持平，可去年少了的百分之三十的税收款又落入谁的口袋里了呢？

我隐隐觉得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可又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乡里的税收工作出人意料地走在全县各乡镇的前面。

查必清顺利地当上了股长。

蔡其仙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县委金书记的批评。

没想到钟书记一反常态表扬了蔡其仙，说：“行为虽然比国民党还国民党，但效果还是不错，经验值得其它乡镇借鉴。”

但换届时，蔡其仙还是调到另外一个乡当了政协副主席。

钟书记口气坚定地对我说，这样的鲁夫干下去会出事的，给他一个位置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