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他因为夜里写东西起床晚了，洗脸后忘了戴眼镜就急匆匆往食堂跑，在马路上没有给迎面而过的钟书记打招呼。在县里没人敢看到钟书记不打招呼的。钟书记剔着牙回头看了他一眼没吭声，回到办公室后满脸不高兴地对黄主任说：“怎么搞的，龚之草看到我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太傲慢了吧，现在的知识分子怎么会这样的呢？”

实际上，龚之草完全没有认出钟书记来，因为他的眼睛近视800度，右眼散光。

三天后，钟书记在县委礼堂给科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原定十二点会议准时结束的，但钟书记不知怎么的来了兴趣，滔滔不绝，从国内讲到国外，从天上讲到地下，足足讲了十五个大问题三十六小点，超过一点钟了还没有讲完。台下的干部坐不住了。有的不停地伸腰，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的甚至跑到厕所里抽烟聊天，会场的嘈杂声越来越大。主持会议的牛副书记不得不插话提醒大家：忍一下，大家再忍一下。但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龚之草感到膀胱被尿憋得很难受，两个蛋子压在硬板凳上痛得发热。

于是就用英文给钟书记写了个纸条，意思是“尊敬的书记同志：时间超了，大家都饿了，请你尽快结束讲话吧。”钟书记看了一眼没看懂，顺手把纸条塞回裤兜里，又继续讲最后一小点的第七个小事情。

散会后，钟书记当着他的面把纸条扔下地面，四方脸黑黑地说：“你明知我连ABC都不懂，却故意用英语来出我的洋相。告诉你龚之草，在学校你是神，学生哄着你，在这里我是神，你得百分之两百抬着我。

我是老大，你懂吗？”说完气冲冲地夹起公文包转身就走了。

龚之草拱拱手自言自语道：“I am sorry,excuse me。”

其实龚之草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喜欢用英语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罢了。

龚之草喜欢英语确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龚之草很少睡懒觉，五点钟就起床，洗漱完后就打开CD看外语电影，几乎每天都这样。夏天的一个早上，我还在梦中，突然楼上传下尖厉的老外声把我吵醒了。侧耳细听，既有激烈的枪炮声，也有温柔如鸟语的姑娘声，隐隐约约还有混厚的音乐声。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怀疑他看黄色电影，决定去看个究竟。于是悄悄上楼推开他的房门，只见他光着上身穿着大裤衩，手上拿着一本厚厚的《世界电影》杂志，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给正在冲锋陷阵的史太龙配英语。CD机里放出来的电影我很熟，名叫《第一滴血》。

刚入冬，广钱乡上万亩香蕉得了黄斑病，农民请了许多科技人员人去会诊都没找到病因，眼看农民就要遭受重大损失。钟书记坐不住了，冯县长睡不好了，龚之草也急了。他没跟书记打招呼就扎入村里，把乡里所有的香蕉地都看了几遍，结果发现黄斑病是因为水源受到污染引起的。他把书记乡长叫来训了一顿，然后建议农民抽地下水代替被糖厂污染的河水。同他在香蕉地里摆开阵势，光着上身亲自教农民配药施肥。不久，黄斑病奇迹般地消失了，香蕉也保本了。事后，他建议县委县政府立即责令糖厂修建污水处理设施，还说糖厂的污染已经把水源和土地都逼疯了，将来这四周的人都会得癌症，糖厂的利润还不够交医疗费呢。书记动情地对冯县长说：“龚之草真有两下子，就让他负责处理糖厂的污染问题吧。”

从此以后，干部群众常常可以看见钟书记和他在球场上打蓝球。打完球后，俩人又肩并肩上酒店吃饭。

龚之草才华横益但感情很脆弱，甚至脆弱得令人不可思议。

有一天他下乡很晚才回来，进门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陶嚎大哭。哭声撕心裂肺，并不时拌有跺脚的声音。我以为他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就上楼去劝劝，推开他的房门一看，人不在客厅里，仔细一听哭声是厕所里传出来的。我又推开厕所门，只见他把头伸进马桶里泣不成声。我大吃一惊，拍拍他的肩膀说：“老父亲过了吗？”

他停住哭声摇摇头说：“不是。”

我又说：“是母亲仙逝了吧？”

他昂起头眨了眨金鱼眼睛低声说：“我很小就没有母亲了。”

我不解地说：“你跑到厕所里哭什么？”

他慢慢站起来伤心地说：“我今天去坑口村看了，那里的农民真苦啊，饭吃不饱，冬天没衣服穿，房子破破烂烂的，家里连个放衣服的木柜子都没有。有一对农民夫妇，因为孩子没钱上大学，把孩子杀死后夫妻俩又悬梁自尽了，村委会连收尸的钱都出不起，是我拿自己的五百块工资给了村委会才了结这事的。他们也是人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县委天天讲解决三农问题，可现实状况一点儿都没得到解决，我们还算是人吗？我们还算是领导吗？我们还有脸唱高调吗？……”话没说完，他又蹲下来脑袋对着马桶呜呜大哭起来，好像大难就要降临似的。

……

后来，当我把龚之草的行为告诉牛副书记时，他神色不安地将嘴靠近我的耳朵说：“我怀疑他神经有问题。下乡见到农民讨饭跳楼吃毒药什么的，他回到家里肯定会对着马桶大哭的，正常人怎么会这样呢？”

牛山歌又很领导地说：“我在农村工作二十几年，什么样的困难没遇见过，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死人没看见过，可我从来不哭，哭什么呢，哭能解决问题吗？”

牛山歌摇摇头说：“还有，他早上模仿的鸟语声（英语），我真的受不了，所以主动搬走了。”

牛山歌又很不理解地说：“当县领学英语有什么用。”

冯县长对龚之草却很信任，把许多政府应该做的事都推给他干。龚之草也不知深浅，有求必应，吃了大亏还没明白过来。譬如，有一次县政府因为拖欠农民工资被告上法庭，他受命代表县政府出庭辩护。没想到那天下大雨，他穿着雨衣步行上法院，刚走近法院大门口，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工就一拥而上将他打得鼻青脸肿。他挣扎着大声问：“你们为什么打人？”

一个全身湿透的黑大个农民工说：“你和包工头合伙欺骗我们这些乡下人，我们的工钱讨了六年你们都不给，不揍你揍谁呀。”

他擦去嘴角的血水说：“政府欠你们的钱，你们不应该打我啊？”

一个瘦削的女农民工说：“不打你，政府会还我们的工钱吗？”

人群中有人起哄说：“拖那么久不给钱，该打。”

“打人不能解决问题呀。”他耐心说道。

黑大个农民工说：“你不懂，只有打伤了人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他擦去脸上的雨水。

瘦削的女农民工又说：“你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吧：农民打伤了县领导，上级一定会知道的，上面的领导知道后担心社会不稳定就一定会责怪县里的，县里的领导害怕给上面的领导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影响升官，所以一定会想办法还我们的工钱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懂了吧。”

黑大个农民工插话说：“旁边有个县的农民工也是和县领导打了一架后，上级责令下来才拿到了拖欠工钱的问题。”

“哦，想不到乡下人挺有阴谋的。”他自言自语道。

……

冯县长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影响到自己的升迁，偷偷挪用扶贫资金给农民工补发了工资。

组织部长吴多银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背着书记县长给市委组织部打报告，反映龚之草工作不踏实，喜欢出风头，上班时间学英语下围棋等问题，强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

后来我才知道，那乡长是李红娇的哥哥。钟书记和李红娇的关系非同一般。

事后不久，他去新华书店做调研，柯经理向他诉苦说，今年书店的效益很差，但上半年一下子就进了20多个人，都是一些关系户，文化低年龄大，有些连档案都没有，根本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而这些人都是钟书记批的，现在发工资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