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一点都不荒唐。”

“如果我没记错，在日本嫖娼是合法的啊。”

“对。”

“人家为什么说你是**呢？”

“他妈的，那天晚上，也是我干到第五十个，钱不够了。那女子死也不肯脱裤子，老子就不管那么多了，用力脱掉她的裤子，屁股一挺狠狠地将自己那柄大号肉针插入去。她气喘喘地跑出门口打电话报了警。

几分钟后来了一辆警车，有个大个子丨警丨察进来向我警了个礼，然后什么也没问，就笑着说我犯**罪了。”

“你辛辛苦苦学日语就是为了干这鸟事？”

“对。我要她们的后代以十倍的代价来偿还我家三辈子的仇恨。”

“拿自己的钱去报仇值吗？”

“为了家仇国仇，也为了我的自尊心，花多少钱都值。”

“你以为你报仇了吗？”

“报了，不流血地报了，很舒服地报了。”

乌二针话没说完就泪流满面，圆圆的脸扭曲得骇人，仿佛一副木偶面具似的。

县委钟书记以为他神经有问题，又看在党外人士的身份原凉了他的过错，没过多久又安排他去卫生防疫站当副站长，但他拒绝去报到上班，而是自己在县城开了一间私人诊所。

有一次我路过诊所门口，看见他正在里面撅着屁股给一头黑色公猪打针，那大公猪嗷嗷大叫，好像大难临头似的。

村里有了发电机，原本是一件好事，如今反而成了农民的大负担，我胸口痛啊。我冒着得罪堂哥田支书的危险，几次将情况反映给了乡丨党丨委。书记唐无鱼不但不管，还骂我破坏了村里的团结和发展。派出所长莫敬礼三次传我到乡里，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再往上打小报告败坏了夕厂里的治安形势，老子就把你关起来。我也曾给县委纪委反映过，纪委信访办的同志却对我说，现在县里百万元的案子都查不过来，哪有人力和时间去查这点破事，……”

检举信关系农村干部廉洁自律的问题，我将材料转给组织部长吴多银处理。后来，组织部派人下去调查了一番，结果田早稻反映的情况全部属实，钟书记一怒之下把田水银给撤了。

田早稻由于没有生育能力，离婚后再也没取女人。他在新疆时还学会了中医看病。

记得有一年的秋天，我特意进村去请他看颈椎病，听他用草药治颈椎病很有办法。可他却不在家里，有人说他上邻村给人阉牛去了。第二天上午，他特意坐车上县城给我送来了一对黄牛蛋。政法委的工作人员见他头上绑着绷带都跑来看热闹，他很得意，歪着嘴巴说，凡是给农民办过实事的领导，我都要送他一对牛蛋补补身子。

我关心地说，怎么受的伤？

他平静地说：“他妈的，不小心被公牛踢了一脚，没事啦。”

我又问，你买到丨炸丨药了吗？

“没有。公丨安丨局毛局长不批，他说我思想动机不纯，暂时放一放再说。”

“要不要我打电话给毛局长，让他立即把批文拿来给你。”

田早稻连忙摆摆手说：“不用麻烦领导了，我再等等吧。”

田早稻的头上绕了好几圈绷带，因为用力过大，额头勒得像阵年的歇黄色葫芦，嘴巴被扯到耳朵根，好像他时时刻刻都在嘲笑人边的人。

最后一次见到田早稻是在县委大院里，而且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那天上午，我正在政法委办公室开会，突然公丨安丨局长毛几锤急匆匆地推开门说：“书记，你快去看看吧，出事了，田早稻爬上县委招待所的楼顶，扬言要带着两个小孩自焚呢。”我二话不说，拿起望远镜就和开会的几个副书记往招待所大楼跑去。

县委招待所大楼建于两年前，六层楼高，环境幽静，平时客人很多，距离政法委大楼不过300米。跑上水泥路，远远就看见很多人站在大楼前指指点点大呼小叫，也有人对着楼顶的人连连摆手，分明透出了几许紧张的气氛。

今天恰好是赶集日。我想，田早稻这家伙真会选日子啊，他的目的不过是让政府和领导丢脸罢了。

大楼的门口挤满了人，有许多是穿着睡衣从客房里跑出来的顾客，他们几乎都在昂头在看什么东西。挤入人群走近前去一看，原来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右联是：“大树小树树树可吊”，左联是：“丨党丨委楼政府楼楼楼可跳”，横批是：“走投无路”。很多人指着对联议论纷纷，有个干部模样的男子说，大家不要看，这是反动标语。他的话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谁贴的？”我有些恼火，对着站在门口看热闹的服务员问。一个清瘦的女服务员指指楼上的田早稻说：“还有谁，就是他们。”

方四轮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竹子，上前几下子就把对联挑下来了。方四轮是毛几锤的司机，也是毛几锤的保姆，听说两人的关系像是同性恋似的。

“他妈的，我们公丨安丨局怕过谁呀，我上去把他们抓下来，看他们还跳什么。”方四轮气鼓鼓地对我说。

我对方四轮摆了摆手，示意他别乱来。

我举起望远镜定神一看，果然是田早稻。他光着头，上身一丝不挂，下穿一条大红裤衩，挺着鸡胸坐在楼顶的水泥横梁上，面前放着一塑料桶汽油，左右两边各坐着一个男孩子。两个孩子也光着头，上身没衣服，下着黑色三角裤。阳光猛烈地照在他们的上身，反射出深歇色的光芒。

扶贫

春节刚过，县委县政府又号召机关干部下乡扶贫。

政法委的挂勾点是抱鸡乡的青藤村，据有关资料统计，青藤村在政法委的帮助下，虽然生产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农民的生活至今还是处于贫困状态。

为此，我的心情非常焦急。

为了贯彻县委县政府的决议，下乡前，我召集政法委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会，认真讨论扶贫工作的方案，大家对这项工作的热情性并不很高。政法委副书记吕青旦抱怨说：“前年扶贫大家都给了旧被子旧衣服旧鞋子、书刊学习用具等等，可作用并不大，形式大于意义。”

办公室主任贾锁柱也无可奈何地说：“去年，我们集资了几千块钱冒雨送进村里，希望村民用于春耕生产，但他们拿到钱后什么也没做，清明祭祖时喝了两顿把钱都花光了，以后送钱肯定是白送的！”

司机陈风水也泼冷水说：“给他们买什么都可以，可千万别给他买猪，他们有可能在我们离村后就把猪苗给卖了。”

“首先，我们的态度要端正，不能因为碰到了阻力就泄气，遇到了困难就垂头丧气。扶贫是‘三农’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我们要大力帮助农民真正走上致富的道路。”见大家都很消极，我开门见山地批评。

“当然，想彻底改变农民的贫困和落后，主要靠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说，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富裕地区向贫困山区倾斜等等。这是国家采取的措施，我们不能等不能靠，必须立足现有条件，做一些能所力及的工作，充分体现党的关心和温暖。”不知不觉我又做起思想动员宣传来。

大家见我的话上纲上线，好像舌头被开水烫了一下似的，再也不敢说话了。

“扶贫工作一点都不能松，下乡回来后，你马上给我拟出一个扶贫工作三年规划来，以便于我们以后继续落实扶贫大计。”我又认真地对吕青旦说道。

吕青旦平时听到我的指示脑袋就“鸡啄米”，这回他好像没听见似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地面。

“搞什么规划都无所谓，只要不集资就行了，我的工资还不够养老婆孩子呢。”还不到年龄就退居二线的政法委副书记李德贵闷闷不乐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