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姆喊了一声什么，然后旁边那个高一点的就用枪托一扫，从下往上重重的撩在纳西姆的下巴上，直接把纳西姆掀翻，痛苦的倒在地上，满嘴是血。虽然也在战场的边缘游走，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如此接近死亡。本来还有一丝恐惧，但是纳西姆倒地，倒是激发了我土匪的血性。

大老远过来，不是哭爹喊娘的玩什么“大漠好声音”，要么就挺过这一关，要么横竖一死。就算如此，我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不能丢了东北人的节气！脑子一闪而过的念头，就是死也就死了，但是不能跪着死，让人瞧不起。

于是我声嘶力竭的用中文喊道：有种冲我来呀，老子是中国人，甭指望让老子跪地求饶！有本事就干掉我，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丫挺的，来呀！

路障后面的那些人听见这边有喊声，马上把枪都举了起来。又有几个人冲到路障这边，举起枪，对着我们三个。这下子我冷静下来，观察了一下。本以为这些土匪端着的应该是AK47，没想到全部都是M16，看样子不是旧政府的残余势力。但是他们是谁？美军装备又是怎么落在他们手里的？

这些问题真的很难解释。纳西姆的表兄弟马上对着他们喊了几句，只见纳西姆身边那个高个子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纳西姆胡子上全是血迹，但是表情毅然的对着他说了几句。然后那个高个子走到我身边，我真的吓尿了，但是还是要故作震惊，心里算计着就别折磨我了，一枪结束算了吧；一边竭力控制我的腿不要抖得太明显。

高个子用英文问我：Are you Chinese? 我说：Yes. And you can kill me without doubt. But these two men work for me. They know nothing, let them go. 那个大个子听了，哈哈大笑，回头用阿拉伯语不知道说了一大串什么东西，然后后面的人就把路障一开。那个高个子走到纳西姆身边，拍了拍他身上的灰尘，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然后纳西姆和他的表兄弟就从地上捡起来我的包，拉着我上了车，一溜烟的走了。

就那么沉默的开了大概半个小时，才慢慢缓过神来。纳西姆一直在那里弄他的嘴巴，那个高个子一枪托打掉了他的两个牙齿。

我问纳西姆刚才是怎么回事，纳西姆一边吐着嘴里的血沫，一边说：那些人是拦路抢劫的反政府武装，看了我们的通行证，以为是政府人员，差点送我们去上路。不过后来高个子听说我是中国人，又说，那条路是中国人帮他们修的，而且中国没有轰炸伊拉克，也没杀害伊拉克平民，所以就把我们放了。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腿，半个小时了，还在轻轻的抖。就问纳西姆，今天我表现得怎么样？纳西姆说，“你真牛B！”，原话。

我苦笑了一声，战争，改变了太多太多。原本与世无争的伊拉克人，现在都成了梁山好汉。他们虽然放了我们，但是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仇恨不会消弭，它只会增长，不停的增长。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实际是把恐怖这个恶魔，播撒在中东那贫瘠的沙漠之中，然后用平民的鲜血去浇灌。

只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人，永远都不要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回到巴格达的时候已经是快要晚上，吃了点儿东西，打开自己的电脑收了一下邮件。结果，一下子蹦出来我哥哥发过来的七八封邮件。最早的邮件是问我在哪儿，电话打不通；然后就问方便不方便回家；然后就是我母亲病危，希望还能说一句话；再然后是哥哥跟我们车间联系了，希望能够联系上我；最后一封邮件是前天，母亲去世了……

我的天空塌了，是真的，如果说在纳西里耶的冲动，让我还有一丝力气，那么看到这个邮件，我已经完全瘫了。

母亲是天，我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跟她说，我这儿子也太不合格了！脑子一充血，拨通了车间张主任的电话，听到那头张主任的声音，我直截了当的问张主任，我家里是不是联系车间了，车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张主任听了我颤颤巍巍的嘶吼，让我别激动，说马上打给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除了哭泣，完全没有了意识。

大概过了五分钟，手机响了，张主任和其它几位车间领导从大领导的办公室打电话过来。大领导居然首先问，山爷，怎么样，还顺利吗？这个时候我算冷静下来，我想反问他，你妈若是没了，你还顺利吗？但是忍住了，平静得没再说什么，只是告诉他，我回国以后会直接请假回老家一段时间，然后就挂断了。

说实在的，我也记不起当时到底干了什么，走在院子里面，仰望巴格达夜空，不知道天上哪一颗星星是母亲。长这么大，没流过眼泪，但是这一刻完全控制不住了。我打开地图，定位了我家乡的方向，瘫在地上，茫茫然看着夜空泣不成声。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这样的无助。想吼两声，却不知道怎么样吼出来。我一直在掐自己打自己，但是无论怎么样做，母亲都不可能再回来了。时间仿佛已经停滞，世界也变得模糊……

虽然工作组的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但是可能还要继续逗留一周左右，后面有一点儿扫尾的事情。熬到早上，就跟工作组组长请假，希望第二天下午的航班就提前回去了。

组长听说我的母亲去世了，就问我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说四天之前。他气得差点儿没跳起来，说那你怎么才说呀？我说我也是昨晚刚刚知道，家里打电话到了车间，车间没告诉我。

组长先是震惊，然后冷静下来问我：山哥，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自己手里还有一些需要总结的工作，另外，也把写给阿巴斯将军的信交给组长，请他帮忙审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转给阿巴斯将军。同时，我也介绍了跟阿巴斯将军在扎胡场站的过往经历，嘱咐站长，最好带一点中国的特产给他。

另外一件事，我请组长一定要想办法，请北方集团也好，中铁中建或者其它的中资企业也好，给纳西姆一个中资职员的身份。他懂中文，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情谊，明知前路危险，仍然选择陪伴。这样的外籍人士，我们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留住他，留住他的人，更要留住他的心。这样以后我们中资企业正式进入伊拉克的时候，纳西姆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值得信赖的桥梁。

“就没有其它的了吗？”组长问我，我说没有了。组长看到我依旧在颤抖的双手，知道我在强压住内心的悲痛，也没好说什么，把他的电话留给了我。这个事情不简单，以工作组长的级别，找他秘书都要通过办公室的，现在居然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我。

然后，又硬塞给我一些现金，还叮嘱我路上不要太分神，要把家事当成工作来处理，要注意安全，还让我到家后务必给他一个电话。然后通知组里的同志，请他们帮忙办理当天下午的航班，让我马上就回去，不要再等到明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