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楔子
仅仅在一百年前，商家还挤不进中国的正史。明清晋商，则连野史也不着痕迹。因此，晋商吸引我的，不在他曾富可敌国，而在他从不曾形诸文字。
咸丰初年，眼瞅着太平天国坐大，清廷就是奈何不了。光是筹措繁浩的军饷，就叫朝廷窘迫之极。那时的中央财政，实在也没有太多腾挪的余地，国库支绌，本是常态。遇到出了事，需要用兵的时候，那还不要命啊？就是新开苛捐杂税，也救不了一时之急的。
面对危局，在一班大臣的策划下，朝廷最先出台的一项“筹饷上策”，就是“奏令各省，劝谕绅商士民，捐助军饷”。
只是这个“捐”字，并非“捐献”、“募捐”的那个“捐”，而是“捐纳”的“捐”。说白了，就是出钱买官的意思。这项特殊政策，其实也就是号召天下有钱人，踊跃买官；朝廷拿卖官所得，打点军饷。从官面上说，响应号召，积极“报捐”，那是爱国忠君，报效朝廷的高尚义举；中央吏部依据你“捐纳”的多少，发你一张相当的做官执照，则是皇上对你的奖赏。
这本来是应急之举，可诏令发布下去，响应却不踊跃。身处乱世，再有钱的人，花钱也谨慎了。何况谁也明白，朝廷敞开出卖的官位，大多是些有名无实的虚衔。太平时候，顶个官场虚衔，还有心思炫耀炫耀，乱世要它做甚!
但军情危急，国库空虚，朝廷紧等着用钱呢，不踊跃也得叫你踊跃。哪里不踊跃，就是那里的钦命疆臣“劝捐”不力。朝廷的压力施加下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富庶的省份。
那时在全国的富庶省份中，谁家在榜首呢？
说来叫人难以相信，居然是广东和山西。“湖广熟，天下足”。广东又是最早开海禁的地方，列于首富，不足为怪。晋省山右居然与广东并列在前位，现在真是叫人难以想象了。
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籍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省之富庶可见矣。而广东尤系著名富厚之区。若能于此两省中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
这是咸丰三年四月十一日，惠亲王等上呈皇上的一道奏折。那时，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这类奏折呈上来，都是要皇上吃大户，诏令粤、晋两省扛大头，多多“捐输”。有一位叫宋延春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居然将晋人在京师做银钱生意的字号，开列了一张清单，作为上奏的附片，“恭呈御览”。奏折上说，这些字号“各本银约有一千数百万两”，应饬户部，“传集劝输”。
着了急的皇上，也就不断把催捐的“上谕”，发往粤、晋两省的督抚衙门，严令“通饬所属，广劝捐输”，不得以任何托词卸责。
咸丰三年这一年，山西民间的“绅商士民”买官捐输的银两，为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居于全国各省之首。这年全国的民间报捐，也不过四百二十万七千九百一十六两，山西占了百分之三十八，真是扛了大头。
只是，这似乎也并未叫朝廷满意，依然不断派大员下来查访、催捐。下面这道“上谕”，是咸丰四年八月，皇上下达山西巡抚恒春的，不满之情，溢于字间：载龄、崇实奏沿途访查晋省捐输、盐课各情形等语。据奏，山西去岁续办捐输，至今未算成数。该侍郎等所过平定、榆次、徐沟、平遥、介休等州县，最为殷实，亦多迁延未交，皆由各商民因贸易收歇，藉词亏折，捐款未免观望……山西系饶富之区，所有免商捐款，着恒春严饬所属，开诚布公，实力劝捐，勿令捐生等有所藉口。
从咸丰初年开了“劝捐”的先河，一直到光绪末年，在山西做巡抚的大员，差不多都为如何完成朝廷派下的捐输任务而头疼。朝廷总是张着无底洞似的大嘴，吮吸着山西不放，那是因为当时的山西实在太富了。
“晋省富饶，全资商贾。”在明清之际，以商贾贸易致富一方而名满天下的，南有徽商，北有晋商。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有云：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入清以后，晋商仍能富于徽商，除了一个俭字，还在于商业上的两大独创。一是开创并一直垄断了对蒙的边贸、对俄的外贸，打开了一条陆上通欧的茶叶之路。一是独创了金融汇兑的票号业，“执全国金融牛耳”。这都是那个时代商业上的大手笔，只是不为正史所彰显罢了。
就说票号，其实就是后来的银行。清代禁用纸币，作为货币的银锭铜钱，流通起来非常不便。中国那么大，交通又不便利，外出做生意，商资的携带和交割，就成了大问题。清代镖局很兴盛，就是因为长途押送银钱的业务太多了。晋商正是在这一点上慧眼独具，开创了银钱异地汇兑的票号业。票者，凭证也，契约也。你在甲地交银写票，再在乙地凭票取银，这在今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那个时代，却几乎是货币流通中的一次革命。票号一出，大受商界欢迎，生意越做越火，越做越大。到后来，连官府上缴钱粮，调度军饷，即省库与国库之间的官款调拨，也交山西票号来承办了。票号也由金融汇兑扩展到收存放贷，与银行无异。
票号这样火的金融生意，自诞生到消亡，一直为山西商人所垄断，当时被俗称为西帮。西帮票商又集中在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细分为祁、太、平三小帮。票号只西帮能开，别家开不了，除了西帮无可取代的财力和信誉，还因为它有独具的理念和精密的规矩。江南的胡雪岩，恐怕是惟一敢于效法山西票号的商人了，可他的南帮阜康票号，兴盛也速，败亡也速。西帮票号似乎只是不动声色地看它兴起，又败落。阜康之后，连大清王朝都走向了衰落之旅，西帮商人却走向了自己的辉煌。
只是，在这种辉煌里面，又孕育了什么?
莫学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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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庄本来不叫康庄，叫磨头。因为出了一家大户，姓康，只是他一家的房宇，便占了村庄的一大半，又历百十年不衰，乡间就慢慢把磨头叫成了康家庄。再到后来，全太谷都俗称其为康庄了，磨头就更加湮没不闻。
康氏家族当然很为此自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演进。但康家德新堂的当家人康笏南，总觉这有些霸道，至少是于这方风水，不够恭敬。
德新堂，其实也就是康笏南他自己家室的堂号。那时代晋地的富商大户，很喜欢这样一种风雅，有子弟长成、娶妻、立家，就要赐一个高雅的堂号给他，就像给他们的商号，都要起一个吉利的字号名一样。“德新”二字，据说取自于《易经大传》中“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一句。康笏南顶起德新堂这个堂号，已经五六十年。五六十年前，在他刚刚成人的时候，磨头似乎就没有多少人那样叫了。但康笏南与外人交往，无论是官场人物，还是商界同侪，一直都坚持自称：磨头康笏南。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对磨头保持一份敬畏。
康氏家族的庭院房宇，堂堂皇皇地占去了康庄的一大半，其中的大头，也是德新堂。德新堂的那座超大宅第，是三百六十来间房舍散漫而成。但在这样的大宅院第，也只是有一座不高的门楼，三四座更局促的更楼、眺楼，别的，都是比乡邻高不了多少的房舍，再没有一座压人的高楼。那似乎也是康家留给磨头的一份厚道。
德新堂的正门门楼不高，也不华丽，圆碹的大门上，卧了更矮的一层楼，只不过是一点象征。门洞倒是很宽绰，出入车马轿辇，不会受制。两扇厚重的黑漆大门上，漆了一副红地金字的对联，每边只三个字：
德不孤
必有邻
没有横额，更没有在一般大户人家门头常见的“大夫第”、“武游击”一类的匾额。门朝南开，门前也开阔，远处的凤凰山逶迤可见。
进入正门，倒有一座很高大的假山挡着。这假山的造势，像是移来一截悬崖峭壁。上面平坦，还点缀了一间小小的凉亭，旁有曲折的石阶，可以拾级而上。前面却是陡峭异常，越往下，越往里凹陷，直到凹成一个山洞。
绕过这座奇兀的假山，是个小花园似的院落，由一圈游廊围着。东西两厢，各有一个月亮门。正北，是德新堂的仪门，俗称二门。重要宾客，即在此下车下马。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九，德新堂各房的大小爷们，差不多全聚集到了假山后、仪门前。他们显然是等候着迎接重要的客人。
德新堂子一辈的六位老爷，正有两位不在家。一位是三爷康重光，他正在口外的归化城巡视商号，走了快一年了。春天，曾经跟了归化的驼队，往外蒙的前营乌里雅苏塔跑了一趟。说是还要往库仑至恰克图这条商路上跑一回，所以还没有归期。另一位是五爷康重尧，春末时节才携了五娘，到天津码头游历去了。
在家的四位都到了。因为大管家老夏向他们传老太爷的话时，说老太爷也要亲自去迎客，各位是必须到的。还说，老太爷今天要穿官场的补服，顶有功名的老爷，自然也不能穿常服出来。这就把气氛弄得有些不同寻常。
到底是谁要来呢？
老夏没有说。老爷们也没有问。他们只是穿戴整齐，默默地出来了。
大老爷康重元，幼小时患过耳疾，没治好，失聪了。他不是天生聋哑，失聪后仍会说话，所以给他捐个官还是可以的，但大老爷他一直摇头不要。他耳聋以后就喜欢习《易》，研习了三四十年了，可能把什么都看透了。今天大老爷出来，还是平常打扮，一脸的沉静。
二爷康重先，小时身体也不成，软差得很。康笏南就叫他跟了护院的武师，练习形意拳。本来是为了叫他健身强体，不想他倒迷上了形意拳武艺，对读书、习商都生不出兴趣了。如今在太谷的武林中，二爷也是位有些名气的拳师。给他捐官，就捐了个五品军功。他对官家武将穿的这套行头，觉得非常拘束，好像给废了武功似的，一直硬僵僵地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