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白平时很鄙视干部子女们动不动就炫耀父母的地位，她认为这很庸俗，可是今天她也只好使用这一招，她看出来了，丨警丨察们还真不是吓唬她们。周晓白有些害怕了，她把父亲的秘书刘全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丨警丨察。

刘秘书跟随周镇南很多年了，几乎是看着周晓白长大的，以他的办事能力处理这类小事自然是游刃有余。没过多久，一辆黑色的"吉姆"轿车就停在了派出所门前，身穿军装的刘秘书和派出所所长交谈了一会儿，事情就解决了。周晓白和罗芸昂着头坐进轿车，派出所所长一个劲儿向刘秘书道歉，殷勤地将他们送出大门，汽车已经开出很远了，周晓白回头望去，见那几个丨警丨察还站在那里。

最使周晓白愤怒的是，她为钟跃民蒙受了这么多不白之冤，钟跃民不但连句客气话都没有，连面都不露了，这个人似乎失踪了。

钟跃民正忙着呢，小混蛋和李奎勇在天桥剧场成功地突出重围，这件事笫二天就传遍京城，而且添加了很多演义的色彩，总之，小混蛋成了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赵子龙，京城的"老兵"们面子栽大了。钟跃民和张海洋咽不下这口气，他俩绞尽脑汁地准备独自收拾小混蛋。

钟跃民自从上次在玉渊潭公园和李奎勇闹翻后，便把李奎勇也当成了仇人，早把以前的哥们儿义气抛在脑后，他多次向张海洋说，再碰见李奎勇，非插了他不可。

而张海洋早就明白李奎勇的价值，他知道小混蛋这类人是不会回家住的，他肯定有自已的秘密落脚处，只要发现这个地方，事情就可以结束了。李奎勇肯定知道小混蛋的住处，所以，当他得知钟跃民约李奎勇在玉渊潭公园见面时，就预先安排了两个人在附近守候，当钟跃民和李奎勇谈崩了，两人不欢而散时，李奎勇已经被盯上了。

张海洋没费什么事就发现了小混蛋的藏身之处，按照计划，他和钟跃民该行动了。

李奎勇住在宣武区南横街一带的一个很破烂的院子里，这个大杂院里住着至少有十几户人家，李奎勇一家七口住着两间东房，北京的平房面积很小，这两间房其实总共只有十四平方米，屋子里没地方摆放家具，只能把有限的面积用于睡觉，所以他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床上进行。当然，说床还不太准确，他家根本买不起床，只是用木板和红砖支起的大通铺，全家的换洗衣服都放在几口木箱里，木箱放在铺板上靠墙一侧，三只箱子就能摞到天花板了。吃饭时用炕桌，他家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坐在炕桌前盘腿吃饭，李奎勇是长子，被允许坐在炕桌前，他妈和一群弟弟妹妹只有蹲在地上吃饭的份儿，李奎勇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李奎勇的父亲李顺发早年从沧州逃荒来到京城，一个逃荒的农民没什么手艺，除了一身力气一无所有，因此拉黄包车成了首选的职业。不过一踏进这行再想改行就难了，这种职业的人本来是娶不起老婆的，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家无隔夜粮，这话决不是夸张，干这行的人每天的饭食全凭当天挣，一天不干活就非饿肚子不可。要不是解放，李顺发这辈子也就打光棍算了，要真是这样，也就轮不上李奎勇来到这个世界上拔份儿了。1949年对于李顺发来说可是个重要的分水岭，李顺发五一年回家乡领来个乡下丫头成了亲，五二年就有了李奎勇，从此这个家庭每年都要添一个孩子，每增加一个孩子，李家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一截，这似乎是个规律，人越穷越生孩子，而越生孩子越穷，一旦进入这个怪圈，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李顺发夫妇一共生了九胎，活下来六个，所以李奎勇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李顺发解放后不用再拉黄包车了，他参加了三轮车联社，蹬上了平板三轮车，北京人戏称这行为"板儿爷"，大概就是从平板三轮车上的那块木板得的名，三轮车的俗称就叫"板儿车"。李顺发在五十年代中期定了五十六元的工资，当时他还挺知足，五十年代的物价很便宜，一个人养一大家子不算太难，可是后来日子就越过越紧了，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学教授都吃不饱，何况李顺发家了，李顺发的身体就是那时垮下来的。蹬板儿车这行需要体力，当时的汽车很少，货运主要靠三轮车，蹬板儿车的人除了要远距离蹬车，还要负责装卸货物，体力消耗极大。困难时期李顺发一家的日子真有点儿过不下去了，李顺发眼看着没有工作的老婆和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简直束手无策，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勒紧腰带。等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李顺发的身体也垮了，老天爷一点儿也不怜悯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1965年春节刚过，李顺发就撒手归去，他死于肾衰竭和心脏病等多种并发症。

父亲一死，李奎勇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幸亏是社会主义国家，李顺发的单位按规定承担抚恤金的发放。穷人家的孩子的确是早当家，李奎勇虽然还没有工作，他却承担起管理全家经济来源的责任。连他的母亲买菜也得向长子要钱，在这个家里，弟弟妹妹们可以不听母亲的话，却不敢不听大哥的话。大哥的话是一言九鼎。

穷人家孩子在性格上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极其自尊，要么就是极其自卑，李奎勇属于前者，他从小就好勇斗狠，打起架来不要命，他练摔跤打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他只要求平等，要求尊重，如果别人不给他平等，他就会用拳头说话。他之所以能和钟跃民成为朋友，也是因为钟跃民能和他平等相处。而现在，他和钟跃民翻了脸，也同样是因为"老兵"这个圈子和他们这些平民子弟的天然对立，既然钟跃民和他们站在一起，那么他和钟跃民的交情算是走到头了。

这些日子，李奎勇没在家里住，他和小混蛋住在陶然亭附近的一座简易楼里，这是小混蛋一个手下的房子，这种楼房的结构极为简单，造价也很低，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产物。这类楼房一般为三层，每层都有公用厕所和水房，甬道两侧是住户的房间，条件很简陋，这类房子里的住户都是底层的市民。小混蛋的名声虽响，但对他的实际生活却帮助不大，出身底层的人彼此之间能够提供的帮助是极为有限的，能借你一间房子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李奎勇和小混蛋"刷夜"可不象大院里的那些"老兵"们那样容易，他们的生存空间实在太狭窄了。从这点上说，他们和"老兵"们的角逐简直毫无取胜的可能。

小混蛋是个负案在身的人，不光"老兵"们在找他，公丨安丨局也在找他，无论谁找到他，都意味着完蛋，小混蛋完全知道自己的结局，但他不大在乎，他每天照样和李奎勇一起出去，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吃佛"，这是一句行话，北京的扒手们自称"佛爷"，他们除了会偷钱包，对打架玩命倒不是很在行，也缺乏胆量，他们希望有份儿大的流氓做他们的靠山，向他们提供某种保护，而他们则从偷来的钱中拿出一部分进贡给流氓作为回报，流氓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份贡品，名曰∶"吃佛"。

以小混蛋的名声，自愿向他进贡的"佛爷"自然很多，因此，李奎勇和小混蛋倒不缺钱花。他们最缺的是秘密落脚点，按照狡免三窟的原则，他们应该多安排几个藏身之处，以备不时之需，但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来看，做到这点很难，建国十几年来，北京只建了很少的住宅房，而人口倒是增长了若干倍，在底层老百姓看来，房子比老婆还难找。李奎勇和小混蛋心里都明白，和李援朝相比，他们实在是处于劣势。

钟跃民和张海洋决定偷袭小混蛋，按钟跃民的计划，时间选在一个刮大风的夜晚，他派了几个人去砸李奎勇家的玻璃，他推算李奎勇得知自己家被砸后肯定要回家看看，调开了李奎勇，他们就少了一个强硬的对手，凭他们两个人收拾一个小混蛋绰绰有余。

很多年以后，钟跃民和李奎勇还共同回忆起那个夜晚发生的事，不过，两个人的感觉不太一样。钟跃民只记得他与张海洋在那个夜晚以二对一的阵容和小混蛋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这和以往的打架斗殴截然不同，这是一场真正的以命相搏的格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