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连开始后，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红旗徒步去"长征"。在延安枣园，杜卫东向接待方提出，他们是日本左派，是来中国取经的，回去就准备在东京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日本反动派的统治，在未来的战斗中，他们可能会牺牲，在牺牲之前他想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了一夜。对于一个马上就要牺牲的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由于有这类要求的外国人太多，所以做了一些限制，每人只能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两个小时，杜卫东睡了两个小时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了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了一次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延安出来，他们又徒步"长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肃穆地对身边的几个日本哥们儿说："如果毛主席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国还像今天的日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这都是杜卫东六六、六七这两年的表现，他是个喜欢跟潮流的人，既然杜卫东也属于"老兵"圈子里的人，那"老兵"们干什么杜卫东当然也干什么，时间进入1968年，当年的老红卫兵们在政治上早已失势，他们心灰意冷地远离了政治，干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当。此时的杜卫东自然也不会闲着，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他父亲杜源平五郎的工作关系归外国专家局管理，于是杜卫东也象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一样，对外交谈时总要有个归属问题，所以他自称是"外交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玩主。
钟跃民有时碰见杜卫东就拿他开心∶"卫东，你丫怎么还没走？"
杜卫东说∶"我他妈走哪儿去？"
钟跃民说∶"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咱们那东京武装暴动的计划可是两年前就制定好了，怎么现在还没动静？要都象你这样磨磨蹭蹭，世界革命还干不干了？咱不是最后还要到美国打白宫么？"
杜卫东说∶"狗屁，那不是两年前的作战计划么？早他妈改戏啦，攻打东京那样的大城市，咱们的力量够吗？这分明是左倾盲动主义，万一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算谁的？咱还是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着什么急呀，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变了，主要是发动群众，等待革命高丨潮丨的到来。"
这些套话都是从当时的广播中学来的，成了钟跃民等人穷开心的语言。
杜卫东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种儿，打起架来心毒手狠，骨子里有种嗜血的渴望，他和钟跃民合伙打过几次群架，杜卫东总是带着刀子，出手便见血。钟跃民从杜卫东身上体会到老爸当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易，这小鬼子真是挺强悍的，难怪当年战争打了八年才惨胜。
冰场的一角，两伙青年正准备进行一场厮杀，冰场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流涌向这里，人越聚越多。
杜卫东穿着一件黄呢子军装上衣，他最近喜欢剃光头，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脑袋，显得很是与众不同，他正和一个穿棉军大衣的青年在对峙。
穿军大衣的青年从袖子里掣出了一柄日本军用刺刀，刺刀在水银灯下闪着寒光，他沉着地提刀在手问："哥们儿怎么称呼？"
杜卫东接过手下人递来的一把斧子漫不经心地回答："外交部杜卫东，你呢？也报报名嘛。"
那青年笑了笑说："和平里的，人称"地雷"。"
杜卫东嘲讽地说："绰号倒挺唬人的，干吗不叫原子丨弹丨？"
地雷冷冷地回答："哪儿这么多废话？咱是单练呢还是一齐上？"
"随便，我奉陪就是。"
钟跃民带着袁军等人从圈子外面挤进人群，杜卫东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打招乎∶"跃民，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你丫最近忙什么呢？"
钟跃民问："卫东，怎么回事？"
地雷轻蔑地上下打量着钟跃民。
杜卫东懒洋洋地说："谁知道怎么回事，有个小子不长眼撞了我一下，我给他两个嘴巴，这哥们儿就不干了，说我打狗欺主，我打了又怎么样？谁让他不长眼？"
地雷露出一脸凶相："我看你是活腻了。"
杜卫东说∶"跃民，你用不着出手，在旁边看会儿热闹，等我剁了丫的，一会儿请你去老莫吃饭。"
钟跃民伸手拦住杜卫东，转身问地雷："你是和平里的？吴平津你认识吗？"
地雷绷着脸道："别跟我提这个，我谁也不认识，就认识我这把刀。"
袁军从挎包里抽出菜刀："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
钟跃民拦住袁军："冰场上不是打架的地方，谁把谁放倒了也脱不了身，我看咱们约个地方怎么样？"
地雷把刺刀揣回袖子，无所谓地说："好啊，那咱们就约个地方，后天上午十点在月坛公园怎么样？"
杜卫东收起斧子道："就这么说定了，谁不去谁是孙子。"
钟跃民向围观的人群说："行啦，不是说好了吗？大伙都散散，都别扎在这儿，冰面都快压塌了。"
人群渐渐散去。
杜卫东铁青着脸对钟跃民说："跃民，明天带上你的人给我助助威，我非剁了这小子。"
钟跃民大包大揽道："没问题，我肯定去，这小子叫地雷？和平里有这一号么？我怎么没听说过？我看这孙子是欠收拾，明天你能叫多少人去？"
杜卫东回答："有个百十号人就够了，再多了就耍不开了。"
钟跃民说："人多了就打不起来了，这我有经验，两拔人里肯定有互相认识的，一打招呼，得，说合吧。"
杜卫东咬牙切齿地说："去了再说吧，我倒希望和那个地雷单练一场。"
袁军见这场架没打起来，觉得很扫兴，便埋怨钟跃民多管闲事∶"你跟他废什么话？上去一菜刀剁了丫算了，还和他约什么？没准到了后天我还懒得去了呢。"
钟跃民忽然想起了什么∶"咦，袁军，你还欠我一顿饭呢，好象是新侨饭店吧，你怎么连提也不提啦？装糊涂是不是？"
袁军一脸的无辜∶"是吗？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你是把梦里的事当了真吧？"
钟跃民抓住袁军的胳膊一拧问道∶"看来我得提醒你一下，再仔细想想，想起来没有……"
"哎哟，你丫轻点儿，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好象是有这么回事，明天……明天就去，行了吧？"
"这就对了，年轻轻的记性怎么这么差？看来提醒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1968年的北京，偌大的一个城市，只有两家对外营业的西餐厅，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因为北京展览馆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当时叫苏联展览馆，它的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西餐。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但人们叫惯了以前的名字，一时改不过口来，北京的玩主们干脆叫它"老莫"。另一家西餐厅是位于崇文门的新侨饭店，经营的是法式西餐，不过这种法式西餐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这两家西餐厅是当时京城的玩主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其中的新侨饭店用餐环境还算是比较考究的，墙壁上挂着装饰性的油画，内容也不显得很激进，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每张餐桌上都摆放着精致的桌牌和一种玻璃制成的调料容器，椅子都是带弹簧的软椅，椅垫和椅背都套着米黄色的布套。还有一点很重要，这里的女服务员都很年轻，而且没有太丑的。
袁军自从卖古瓷瓶得了笔钱后，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说话都比以前气粗了，感觉上已是一览众山小了。他的这种感觉得到钟跃民、郑桐等人的怂恿，大伙儿巴不得袁军保持这种富人的感觉，直到这笔钱花完为止。于是大伙儿见了袁军就拚命吹捧，都说袁军是个仗义疏财的汉子，什么叫玩主？首先是仗义，一掷千金，拿钱不当钱。郑桐说他平生最烦的就是抠抠缩缩，有点儿钱就在贴身裤衩上缝个兜儿，把钱藏进裤裆里，那叫爷们儿么？袁军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哥几个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客气，但是不管真的假的，互相吹捧总比互相诽谤要好，何况这笔钱明摆着得花光了算，不然他们能饶了你？总之，无论他们是吹捧你还是诽谤你，结果都一样，不如主动点儿，落个仗义疏财的好名声。
钟跃民、袁军、郑桐、二毛子等人围坐在新侨饭店的餐桌前闹闹嚷嚷地点菜，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站在一边准备记菜名。
郑桐问："同志，有卤煮火烧么？"
大伙儿都坏笑起来。
女服务员一愣："对不起，这是西餐厅，不卖卤煮火烧。"
袁军学着山东腔说："同志，您这里有带料加工服务吗？俺这儿还带着烙饼哩，能给俺烩烩么？"
女服务员恼怒地盯着他们，不说话。
袁军嘻皮笑脸地说："同志，俺不让你们白服务，俺给加工费，俺那地界的大车店都有带料加工，这同志，看不起俺乡下人。"
钟跃民息事宁人地说："同志，您别理他们，这都是我家亲戚，从乡下骑着毛驴来的，没见过世面，您多包涵，我也烦他们，可谁家没几个穷亲戚呢？不怕您笑话……"他用手指着袁军∶"这是我表弟，好几年没来了，您猜给我家带了什么礼物？您猜不出来？我告诉你吧，他拎了一个整猪头……"
郑桐等人大笑起来。
袁军笑道："跃民，你丫就挤兑我吧，这顿饭哥们儿还不吃啦。"他站起装做要走。"
郑桐等人一拥而上把他按坐下："别价，你走了谁结帐呀，这不明摆着威胁哥几个吗？"
钟跃民一本正经地开始点菜："不说了，不说了，点菜，第一道菜，嗯？奶油少司圆肉饼？这样吧，这肉饼每人照着半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