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一周主要是公司为我们安排一些比较集中的旅游，之前我们在一些小的假期抽空就近去了西海岸的许多地方，诸如迪斯尼，好莱坞，大峡谷什么的，现在主要想安排我们去远一点，第一站就锁定了海洋公园的所在地——圣地亚哥。
坐在海洋公园的时候，我的心情变得平静无比。当时正好赶上了一年一度的加州啤酒节，上百种啤酒正在做展销，所有人可以免费饮用。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喜欢了百威，直到后来在广州的第三年，我才开始喜欢上了喝珠江纯生。
两位总工还蒙在鼓里，加上又都嗜酒如命，进去会场到处品酒。我拿着一扎百威啤酒在公园湖边的凉棚里慢慢喝着，贾总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我倒了一杯给他。
他接过来喝了一口，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聊。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说：“贾总，你放心，我没事。”他看了我一眼，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头，叹了口气，想说什么，但终究没有开口。我主动从他的烟盒里拿了一根烟点上，慢慢抽起来。有时候，人在适当的时候做些不适当的事情，会让对方放心一些。
我们俩默默地抽着烟，喝着啤酒，望着远处的海景，直到两位总工满面通红地回来找我们。看看表，我们决定到墨西哥的边境去逛逛。入境的手续十分简单，我们出示护照，检查了签证日期后就被放行，好像进自家的后花园一般容易，这不禁令我们引发了一番感慨。
墨西哥的边境十分热闹，好像农村赶集的场面。许多墨西哥人冲上来跟我们推销银器，热情之极。他们三个都已经有了妻室，所以饶有兴趣地在挑选。我警告他们这里面骗子很多，许多都是劣质银器，殊不料那个墨西哥人翻着白眼对我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们不骗人的！我们的东西价廉物美！”我们面面相觑，然后哈哈大笑。我们继续前行，穿过集市，看到了一些空地，生长着许多形状各异的仙人掌。走了一会儿，天空开始布满彩霞，我们不敢再深入，据说这边境地带也属于三不管，治安极差。
出境处与入境处截然不同，审查十分严格，大概是怕有人混入境，出口处排了很长的队。令人沮丧的是，贾总找不到他的护照了！这意味着他将被截留在墨西哥境内，不能返回。我们手忙脚乱帮他四处寻找，贾总脸上冒汗，嘴里嘟哝着最近运气这么背。我知道那件事情还是很深地触动了他，忍不住安慰了他几句。他甚是沮丧，低着头不出声。忽然两位总工那边一阵欢呼，在人群密集处找到了跌落在地上的护照，总算虚惊一场，没有真的出什么事情。贾总高兴之余有点虚脱的样子，看来最近这几天他比我忍受的折磨还要大，我实在不应该再给他增添心理负担。回去洛杉矶的大巴上，我坐在他旁边，看他睡去，眉头依旧深锁。
晚上回到酒店，我主动提出要请大家吃饭。我们驱车到附近的一家巴西烤肉，那里经济实惠，而且奉送啤酒。席间，我频频向贾总敬酒，显出一副快乐模样。贾总喝得很干脆，有着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让我觉得心里好过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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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我依照诺言，对合同的事情不置一词。事实上，回来后的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首先就是要将我们的设备顺利引进。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泡在海关，跟海关的人熟得一塌糊涂。我很快就发现我们的美国投资方给我留下了极大的难题。当时根据规定，中小型的合资企业进口自用设备数额在一百万美金以下的可以免税，而我们的设备高达四百万，我当时给公司的建议是分拆进口，将其中的96万以免税方式引进，剩下的三百多万我们可以享受退税待遇，也就是说在以后的生产和出口创汇业绩达到一定数额时再抵扣回来。可是公司方面却试图一次性减免，这个可有点儿悬。
贾总连夜召开会议，把我从家里召回来，我赶到的时候，会议室里烟雾弥漫，所有的人都一脸凝重。面对这样的决议，我表示无能为力。因为我深知这里面的利害轻重关系，也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哪种程度。
最后会议的决议是我继续去海关打前站，而幕后的公关工作由贾总主持进行，但需要我参与配合。那天会议结束后，我留在办公室准备一些材料要明天出差到海关用，走的时候看到贾总正一个人在他的房间抽烟，我过去跟他打招呼准备离去，他要我进去坐一会儿。
贾总不停地抽着烟，我坐在那里不知所措，只好也拿起一根烟点上，过了许久，他叹了口气。似乎想跟我说点儿什么，但终于什么都没说。后来我们一起走出公司时，他停下来在门口郑重地对我说：“东楼，海关的事情你不要参与了。”说完后，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转身离去。
那天的星星很少，风有点大。
我将工作重心转回了公司内部的项目，虽则繁重，但却不用费尽心机。一个月后，美方那边会有三个工程师过来调试设备，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的，包括初期的培训。可是设备还在海关迟迟不能解决。
贾总那段时间泡在省城整整半个多月，其间我见过他两次，憔悴得厉害。
那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了电话，是我们的美方老板JACK罗打过来的，他让我告诉贾总，明天中午他从美国出发，大概后天到北京后直飞省城，要看事情的进度。当我把电话打给贾总时，他先是不出声，后来我清晰地听到他嘟哝了一句，说了什么话我不记得，大抵是问候了我们罗总的母亲，而且程度热烈。许多年后，我再次看到《唐伯虎点秋香》的时候，在周星驰的台词里找到了同样的感觉：“强奸了一百遍啊！一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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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罗进来的时候阴沉着脸，我站起身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也只是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我一边在心里问候他母亲一边看了一眼贾总，贾总的脸更是阴得能拧出水来。我知道，一定是海关的事情办得不顺利。
美国那边设备制造商已经确定了工程师的行程，不可能再更改，而我们这边设备迟迟不能到位的话，将会出现极大的问题，而且调试设备和试生产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原材料包括原浆纸和涂料也已经定了货，加拿大那边在不停地催促我们下定金。
鬼子罗巡视了一圈后回到办公室开始对着贾总大发雷霆，责备他办事不力。贾总一力承担后开始一言不发。鬼子罗暴躁地在办公室转来转去：“这次合资我垫付了设备款项，现在关税这点渠道你们都打不通，超出的费用中方负责吧，我不会再负担了，而且设备商那边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延期的话，超出的费用我也不会理睬！”我看着那张愤怒的脸心想你他奶奶的吞了这么多设备款，设备还没到位，还没开工你这厮已经赚得不清不楚了，现在还想在这里省这个钱！抬头看他还在说：“你们中国人办事效率就这么低下！我开始有点后悔跟你们合作了！”妈的，你拿了美国护照就他妈忘了自己是什么种了！
最后，他气吼吼地摔门走了，回宾馆休息。贾总长叹了一口气，看着我。我也不知道该安慰他什么，只是一样觉得气苦。就在我们都沉默着的时候，贾总的手机响了。他接了电话，脸色开始转晴，一个劲儿地说着感谢。挂下电话，他摸出一根烟大口地抽了几口，立刻拨电话给鬼子罗。
我隐约猜到，那件事柳暗花明了。
若干年后，我从侧面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简单来说贾总找到了一家运输公司，以差不多三倍的运输费用签了运输合同，而条件就是由他们到海关办理所有的提货手续。而那家公司满口承诺并且真的在三天之内搞定了所有的手续，不可谓不神通广大。
2001年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在本地新闻上看到了在一次反贪行动中几家货运公司及几位海关征税部门的科长、处长全部落网，心里隐隐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我十分佩服贾总在这件事处理的高明，更加感激当时他要求我退出这件事的好意。
设备到公司的那一天，鬼子罗心情愉快，请贾总和另外一名总工以及我吃饭，以示庆祝。那天鬼子罗喝了很多，还一个劲儿地拉着我讲英语。我极不耐烦地应酬着他，他真的喝多了，神秘兮兮地跟我讲他的身世。他说他精通几种语言：北京话，天津话，广东话，英文，西班牙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老爸是北京人，后来他们家转至天津，他老妈是东莞人，而他们家在他十岁的时候移居美国，他现在的老婆是西班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