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田福军学习当年黄原市白明川的做法，将省委大院也因卫生不合格罚了款，并且摘下了那块编号为零零一的“卫生先进”牌子后，抗议的声浪才渐渐平息下来。因为大家看见，这个人是真心想把城市往好搞。这个大浪潮随即从“三点十线”扩展到了全市。

一个月以后，城市骤然间就象重新换了面貌。严格的制度使这个面貌一直保持了下来。仅此一举，田福军便在这个城市声望鹊起。当然，也有人攻击他是靠罚款来搞工作的。是的，罚了。尽管他强调以教育为主，但该罚的也没有手软。其实，在大整顿过程中，共罚三百多起，现金总额不足万元。就这个近三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多乎哉？不多也！

瞧吧，换来的又是什么？是一座崭新的城市！不仅清洁卫生，光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天，就在城市内外又新栽了二百多万株树和三十五万多平方米的草坪；十条主要大街的两侧都修了花坛，搞了雕塑；市民们的养花兴趣也随之高涨起来，大部分宿舍楼的阳台上都摆上了花盆……这阵儿，田福军还在清晨拥挤的人行道上踽踽而行。

尽管只有一年，他看起来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头发大部分白了；身板瘦弱而单薄，肩背都有些佝偻。只有那双稍稍眯缝的眼睛仍不失当年的活色，那眼光挑剔着周围的一切，市民们挑剔地看这个城市的当家人，而他也挑剔地看这个城市一切不顺眼的地方。只有他挑剔得多些，别人才会少挑剔他。

唉，真是的，就因为这大城市的事繁琐，吃喝拉撒都要管，使他快成个罗嗦的管家婆了！即是这样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他也留心什么地方不顺眼，随时准备纠正。当他路过一个杂货铺的时候，便不由抬头望了一眼牌匾，见上面写着“日新杂货店”。嗯，对着哩，就是这个铺子！

田福军记起，昨天晚报上有一封读者来信，是作家协会一位诗人写的，说他在这个杂货店买了一只烧水的铝壶，刚用第一次就漏水，并且在信后面还写了几句讽刺性的打油诗。记得那位诗人的名字叫古风铃？

田福军现在便顺路走进了这个杂货店。

这是个集体单位。经理和售货员马上认出了他是谁——他们早在电视上就认识了市委书记。

田福军一开口便询问报上读者来信所提到的那只铝壶。经理立刻告诉他，他们一见报，昨天晚上就带了一只新壶，亲自到那位用户家里替他换了，并且还道了歉。

“这就好。”田福军表扬说，随即转出了这个杂货店，继续往市委那边走。

此间顺便提提古风铃买铝壶的事。

其实，那只铝壶是古风铃的爱人买回来的。她是个小学教员，过日子很仔细。当时见那只壶漏水，竟急得哭了。诗人吼住了她，说：“这是个屁事！才几块钱的东西！叫我给晚报写个稿子，即扬了他们的臭名，再赚它几块稿费，不照样能买只新的？”于是，他便写了那封“读者来信”。结果，杂货店赶忙登门将坏壶换成了新壶；而那封“读者来信”的稿费也确实能买两只新铅壶。“你看，一只坏壶换了三只新壶，怎样？”现代派诗人用现实主义方法创造的“杰作”，使他那实用主义的老婆破涕为笑……现在，行走在大街上的田福军，又走进了另一家个体户店铺。他想抽支烟，但身上没装火柴。

“买盒火柴。”他对那位用肮脏绳子把石头眼镜拴在光头上的店主说。

那店主从镜框上面白了他一眼：“你再找一下，看这几天哪里有火柴哩？”

田福军一愣，问：“没火柴了？”“早断了！”

他转身出来，走进旁边一家国营副食商店。一打问，也没有。

啊呀！火柴断了这么多天，他怎么不知道呢？

田福军索性不回市委去了。他走到街上的公共电话间，要到了他的秘书。

“让吴师把车开到东大街骡马市口来。”他对秘书说。“农办张主任和农业局江局长正在办公室等着你呢！”秘书在电话上告诉他。

“让他们过一个半小时再来！”

“知道了……”

不到五分钟，他就在骡马市口坐上了小车。

他先去了市商业局，然后带着正副局长又去了火柴厂的仓库——都是为了解决火柴问题。

他当场做出决定：把所有库存火柴，全部拿到市场上去！他批评商业局长说：“你怕脱销，把火柴压了那么多！你压的越多，人们买不到火柴，买的人也就越多；这是无谓地制造紧张局面！让营业员给顾客讲清楚，这几天一人只准买一盒，就说先用着，火柴马上可以解决！”

田福军同时又在市火柴厂给黄原地委书记呼正文挂了个电话，让他把黄原火柴厂的火柴给这里支援一部分；然后指示惊慌失措的商业局长到外地组织货源……上午九点半，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正在等他。

“我估计你们还没有解决化肥问题吧？”田福军焦虑地问他们。今年郊县所用化肥紧缺，到处都在告急，田福军为此对农办和农业局的的领导发了火，让他们想一切办法解决化肥问题！

“搞到了……”农办主任小声说。

田福军眼一亮，问：“多少？”

“三万吨。”农业局长说。

“我的天！”田福军冲动地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笑呵呵地握住了两位下属的手。

“怎搞到的？”他把他们让进沙发，兴奋地问。

两位受宠若惊的下属却吱唔着，一个推诿着让另一个给田书记汇报。

最后，农业局长只好开口说：“我们两个亲自跑了一趟北京。”

“去了北京？”

“嗯……我们没什么好办法，只好跑到部里去纠缠人家。那天我们一下飞机，就要了辆出租车直接去了部里，找到了主管司，可人家快下班了，正副司长都不在，只留个办事员，那位女办事员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就照实说了……“本来，我们是找司长，没想到那位女办事员问我们得多少？这下我们才赶忙说了咱们市的困难，并打问了这位女办事员的住宿处。人家给我们写个地址。

我们心想，只要留地址就有门！这样，我和张主任晚上就上她家登门拜访了一回。没想到这位女同志就是司里管化肥调拨的，马上就从内蒙古给咱们调了三万吨。当然……我们把所有带的名贵土特产都送给了这位女同志……”农业局长叙述完这个买化肥的“故事”后，脸通红。

“那你们从哪里弄的土特产？”田福军惊讶地问。“我们让市郊一个县农业局筹办的。说好搞到化肥以后，可以多给他们县拨一些……”农办主任说完后又尴尬地补充说：“这是我出的主意……”

田福军坐在椅子里，半天不知该说什么。

是该表扬他们呢？还是批评他们？

唉，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就连到中央部门办点事，也得来这一套！

但他能说什么呢？不管怎样，他们今年的化肥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他最后只好对两个下属说：“那就尽快组织力量，把化肥及时送到基层……”

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走后，田福军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下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社会各个环节存在着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在直接威胁和瓦解着改革本身。从宏观上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大，不仅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应该整个地提高公民素质的水准……田福军发了一会愣，又叹了一口气，便在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准备处理一些紧急事务。这时候，却听见有人又在敲门。

他极不乐意地打开门，却惊讶而高兴地看见，他过去多年共事的冯世宽笑呵呵地从门外走进来了。

他有点激动地握住了世宽的手，问：“刚到？”“昨天到的。一个钟头后就得起飞！”

“往北还是往南？”

“当然只能是往南罗！”

“那么说，你就要去上任了？”

“省委催的紧嘛，黄原那面刚办完手续，就赶下来了。”“世宽，你的担子不轻松啊！”

田福军亲切地拉冯世宽坐进沙发，喊叫通讯员弄来两杯茶水。

高凤阁被撤销了南部那个地区的专员职务后，省委就任命冯世宽去那里当行署专员。在省委常委会上，田福军竭力推荐冯世宽出任那个地区的行政首脑。为重建这座被水毁灭的城市，中央拨了几亿人民币。这样一大笔钱，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去使用。冯世宽是合适的，省委经过考察，便任命了他。

有趣的是，高凤阁和冯世宽都是从黄原提拔到那里去任专员。这两个人过去又都曾反对过田福军。田福军并没有因世宽过去和他闹过别扭，就对他存有偏见；我们知道，他们在黄原时就已合作得很好了……“连一顿饭也顾不上吃？”田福军遗撼地问世宽。“没时间了！我抽点空就是来看看你。你们可得要好好支援我们那个地区啊！再说，你也是省委领导，我们一块共事多年了，你很了解我的缺点，请能随时提醒我！”世宽很诚恳地说。

两个人只说了一会话，世宽要到飞机场去，就匆匆和田福军告别。田福军坚持要到机场去为他送行。

世宽知道田福军很忙，但没有拒绝他的好意。在这一刹那间，他们心里或许都想了许多事。是呀，即是高级干部，他们也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他们也闹别扭，闹意见；也为重新建立起友谊而感到一种热辣辣的喜悦。

田福军在机场一直把世宽送进安全检查口，才坐车返回市里。

已经到下班时候了，他没有回机关，让司机老吴把他直接送到一个区的医院里。他的爱云在这里上班。田福军现在到这医院是看望老岳父的。

自晓霞死后，徐国强老汉的身体就彻底垮了，三天两天就得住院。因为不是什么急症。通常就住进爱云上班的这个医院里，她还可以多照顾一下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