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1960年时，作会计的父亲因为有三十八元钱合不拢账目，顶头上司便借机扭住父亲批斗不已。开始，父亲虽然深感受辱却一直坚持着等待调查结果，相信自己“人正不怕影子歪”。但后来有一天，母亲偶然问了父亲一句：“你要真有什么就说了吧。”父亲失望之极，望着母亲喃喃地说：“连你也不相信我吗？”说完这句话，父亲便垂头不再言语，当天夜里竟出人意料地悬梁自尽了。——三十八元钱夺走一条人命，在今日听来简直就像是一个笑谈，但在那年头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父亲一死万事空，只是苦了母亲了，顶头上司更加肆无忌惮地来撩拨她这个寡妇。长年不断地纠缠骚扰，让母亲反感却又无奈。

六十年代初，***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已经成为了一大社会问题，另一些看不惯这种风气的领导便鼓励群众给行为不检点的上级大胆提意见。母亲也壮着胆站出来说了点话。但她其实挺胆小的，只是笼统地指责“某些”领导不该当现代陈世美，丢掉了糟糠之妻去另寻新欢，根本没有指名道姓，却没料到依然捅了马蜂窝。

顶头上司因爱成恨，暗中组织了一些人攻击母亲“反对基层党组织”。在那年头，“反对基层党组织”就等于“反对社会主义”，母亲受到了批判。批判以后自然就得定罪名。可给她定一个什么罪名呢？说她是***吧，似乎不靠谱；说她是右派吧，似乎也不太合适……顶头上司犯了难。思来想去，上司最终想起，她不是大资本家的子女吗？不是畏罪自杀犯罪分子的老婆吗？给她扣顶坏分子的帽子倒挺合适的。

在五类分子中，这“黑老四”坏分子的定性标准是最为模糊的，然而，恰恰因为这“模糊”，使用起来倒也最为方便。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年的“五类分子”颇具“中国特色”，而其中的“坏分子”则是一个尤其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

“坏分子”最直接的结果是母亲丢掉了公职，她不得不同时扛起丈夫离去的悲痛、四个儿女的沉重生活负担和无辜加在身上的政治歧视。

三个小子来到江边，蹒跚地穿过遍布的鹅卵石，在一片沙滩上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然后在一块大礁石上坐了下来。

陈安生指点着远处介绍：“我家就在那里……房东一家住楼下，我们一家住楼上。”肖天健顺着陈安生的手指望去，见嘉陵江畔岩坡壁上有一片歪歪斜斜的吊脚楼房，陈安生所指的“家”就是夹在其中的一座两层的竹木吊脚楼。看起来，这吊脚楼比汪鹄翀家的更简陋，虽然离得老远，也似乎能感觉得到它在江风中摇摇晃晃的。

汪鹄翀说：“安生家是两年前才搬来的。”又扭头问道：“安生，你们一大家人怎么会搬到这么个小房子里来住呢？”

陈安生显出一脸的无奈：“我们家原来住在民政局宿舍，民政局说我家一再拖欠房租和家具费，就把原来的住房强行没收了，妈只好在这里临时租了间房。我妈拖欠房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她一个人要养活我们四个儿女，莫说交房租，连每天的饭钱都凑不够。”

听着陈安生的述说，肖天健颇为感触，平时老认为自己家的境遇艰难，其实跟陈安生一家比起来，还真不算什么。他心里想着便不由问道：“你妈妈丢掉公职这么多年，一家人都怎么过呀？”

陈安生垂着眼睑说：“开始还靠卖爸爸的藏书和家里稍微值钱点的东西维持了一段时间，到后来连妈妈穿在身上的棉衣都送进了典当铺，妈妈就只有去找体力活干了。她白天提着围腰到各个建筑工地去作杂工，晚上还要给别人缝衣、做鞋、绣花。”

汪鹄翀说：“安生家确实够困难的，前几天陈妈妈还打算把小弟抱给人家养，还是安生和两个妹妹哭着求陈妈妈，才算了。”

陈安生说：“每学期四个孩子交学费书费是最让妈妈头痛的事。去年开学前，妈妈为了给我们凑学费书费，悄悄去医院卖血，谁知她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太弱，针头还没扎进去人就昏过去了。”

肖天健和汪鹄翀为陈妈妈坎坷的遭遇和坚强的精神感慨了一番。

陈安生感慨道：“这一毕业，算是彻底告别学生时代了！”

汪鹄翀说：“你这人也愁得太早了点，高考通知不是还没下来吗？不是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吗？结果是好是歹也总得眼见为实嘛。”

陈安生叹口气：“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本来也没有什么，考得好就升学，考不好就另谋出路嘛。怕就怕不公平，嘴上说‘两种准备’，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成分高的人却只有‘一种准备’，无论你考好考坏，就是不许你升学。”

肖天健忧心忡忡地自语道：“不知天鸣今年命运如何。”

陈安生问道：“天鸣是谁？”

汪鹄翀说：“天鸣是天健的兄弟，也是嘉陵中学的高才生，今年初中毕业刚刚参加了中考。”

陈安生一声叹息：“唉，又一个黑五类子弟面临命运的抉择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肖天健没吱声，就像没听见陈安生说话似的，他实在不忍深思这个问题。

陈安生继续说：“天健，不是我给你泼冷水，你去年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

汪鹄翀打断话头道：“你这人，怎么尽乌鸦嘴！是不是你自己的高考前途压力太大了，看谁都像要落榜似的？”

陈安生摇摇头：“鹄翀，你不了解我的想法。老实说，我现在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读大学，并不是高考前途给了我什么刺激，我只是想快点寻个出路，为妈妈减少一点负担”

汪鹄翀说：“想那么早干啥，你还是等通知下来再作决定吧。”

陈安生苦笑一声：“等通知？通知对于我，恐怕也是给死人打针——无济于事了。人家通知没来都可以慢慢等，可我的通知还没来，街道办事处的人就到我家里来了好多趟，要我充分作好上山下乡的思想准备，动不动还警告我妈‘不要违抗党的上山下乡政策’。”

肖天健说：“我毕业这一年，街道的人也到我家来动员了几次，看来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汪鹄翀气愤起来：“街道也到我家里来过，我才根本不理他。什么玩意儿，上山下乡也不能强迫，得自觉自愿！就是动员那也得等人家高考通知下来以后吧！——安生，就算你考不上大学也别下乡，慢慢等工作分配！”

陈安生黯然说：“恐怕连工作也未必有我的份。”

肖天健皱着眉头说：“安生这话也是的，现在我们找工作的确是有点一厢情愿，去年第一机床厂招工我曾经去应聘过，可莫名其妙地就把我给剔除了。”

陈安生说：“像我们这种出身的人，除了上山下乡去脱胎换骨，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我看还是走了好，一了百了！”

肖天健说：“一直抗下去的确也不是个办法，就看今年中考、高考的结果吧，如果还是去年一样的政策，那就由不得我们不上山下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