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生黯然摇头：“不是谦虚，恐怕命运早已注定我名在孙山之外。”

汪鹄翀不以为然地判断：“不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吗？我想，你既然能读嘉陵中学，家庭出身的问题应该不大吧？”

陈安生一脸愁容：“鹄翀，你不了解情况。考入嘉陵那是前几年的事，现在不同了，我已作好了高考落榜的思想准备。”

汪鹄翀疑惑地追问：“不铜（同），是铁？你老妈的问题难道会比我老爸的问题还大？评了个什么成分？”

陈安生却紧闭嘴唇不再言语。他最忌讳谈“家庭出身”，即便不得已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可以笼统地说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但就不会具体说是哪种“家庭出身”。

汪鹄翀见陈安生不回答，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不以为然地问道：“你妈到底有什么问题？不就是成分高点吗？我和天健的出身跟你也差不多，不至于这样沉重吧？”

陈安生苦笑一声道：“你哪里知道，我要跟你们一样就好了。”

汪鹄翀大为不解：“跟我们一样就好了，什么意思？我们都是五类分子的黑崽子，都黑到一堆了，有什么不同？难道你妈妈格外是一个‘六类分子’？”

陈安生嗫嗫嚅嚅地答道：“不是那个意思……我妈是坏……坏……为什么就不是其它四类分子呢？……”

汪鹄翀一听这话乐了，乜着眼瞅了一下陈安生：“安生，你妈是戴的坏分子帽子吧？你的意思是说，当其它四类分子比当坏分子好，是吗？——见过犯愁的，可没见过你这样稀奇古怪犯愁的！”

肖天健惊讶地看了看陈安生，心里暗想：想不到我这右派儿子的身份居然还有人羡慕！有人说，人都是在比较中生活的，这话可真不假。不过，陈安生落到现在这种心态，想来也让人痛心。

汪鹄翀却只觉得陈安生举止有趣，忍不住扑哧一笑，又调侃起他来：“陈安生，你何必自寻烦恼呢？‘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你放心，我发誓绝不会看不起你，乌鸦绝不笑猪黑！”

肖天健不愿引起陈安生难过，打岔道：“鹄翀，换点话说吧。我们也别老站在这里流着汗聊，一同到江边去走走，吹吹凉风，怎么样？”

三个小子朝着嘉陵江边走去。一路说着话，肖汪二人慢慢了解到陈安生家里的一些事情。

陈安生母亲划的成份名曰“坏分子”，在当时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排行老四。但那四类“分子”

似乎都属于政治、经济范畴，人们对其仇恨却未必鄙视，唯独这“黑老四”却似乎含着道德不好的因素，比如偷盗呀、抢劫呀、杀人呀、放火呀、**呀、**呀什么的，一句话，男流氓女破鞋。而母亲就偏偏被人戴了这样一顶难堪的“帽子”，这让陈安生常常感到羞愧，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其实，说母亲是“坏分子”那是冤到头了，她的所谓“罪行”和上面列举的那些坏分子条件丝毫不相干。母亲原是一个大家闺秀，后来又嫁了门当户对的丈夫，成份是有点高，但母亲却从年轻时候起就相信马克思主义，亲近***，从未“反动”过，相反还特别追求“进步”。解放军入重庆城时，一些人因摸不清情况还有些害怕，她却手持小红旗跑上街头去欢迎，接着她又努力考入了西南革命大学，毕业后自豪地当上了重庆银行学校的教师。

谁知道，后来无意间母亲冒犯了一位基层领导，竟惹来了一场横祸。

话得从五十年代说起。***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一脚蹬掉了从前的农村小脚老婆，纷纷在城里重新寻找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什么的作配偶。母亲的一个顶头上司也悄悄盯上了母亲这个半老徐娘，但母亲毕竟是有夫之妇，也只落得个“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不料1960年时，作会计的父亲因为有三十八元钱合不拢账目，顶头上司便借机扭住父亲批斗不已。开始，父亲虽然深感受辱却一直坚持着等待调查结果，相信自己“人正不怕影子歪”。但后来有一天，母亲偶然问了父亲一句：“你要真有什么就说了吧。”父亲失望之极，望着母亲喃喃地说：“连你也不相信我吗？”说完这句话，父亲便垂头不再言语，当天夜里竟出人意料地悬梁自尽了。——三十八元钱夺走一条人命，在今日听来简直就像是一个笑谈，但在那年头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父亲一死万事空，只是苦了母亲了，顶头上司更加肆无忌惮地来撩拨她这个寡妇。长年不断地纠缠骚扰，让母亲反感却又无奈。

六十年代初，***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已经成为了一大社会问题，另一些看不惯这种风气的领导便鼓励群众给行为不检点的上级大胆提意见。母亲也壮着胆站出来说了点话。但她其实挺胆小的，只是笼统地指责“某些”领导不该当现代陈世美，丢掉了糟糠之妻去另寻新欢，根本没有指名道姓，却没料到依然捅了马蜂窝。

顶头上司因爱成恨，暗中组织了一些人攻击母亲“反对基层党组织”。在那年头，“反对基层党组织”就等于“反对社会主义”，母亲受到了批判。批判以后自然就得定罪名。可给她定一个什么罪名呢？说她是***吧，似乎不靠谱；说她是右派吧，似乎也不太合适……顶头上司犯了难。思来想去，上司最终想起，她不是大资本家的子女吗？不是畏罪自杀犯罪分子的老婆吗？给她扣顶坏分子的帽子倒挺合适的。

在五类分子中，这“黑老四”坏分子的定性标准是最为模糊的，然而，恰恰因为这“模糊”，使用起来倒也最为方便。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年的“五类分子”颇具“中国特色”，而其中的“坏分子”则是一个尤其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

“坏分子”最直接的结果是母亲丢掉了公职，她不得不同时扛起丈夫离去的悲痛、四个儿女的沉重生活负担和无辜加在身上的政治歧视。

三个小子来到江边，蹒跚地穿过遍布的鹅卵石，在一片沙滩上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然后在一块大礁石上坐了下来。

陈安生指点着远处介绍：“我家就在那里……房东一家住楼下，我们一家住楼上。”肖天健顺着陈安生的手指望去，见嘉陵江畔岩坡壁上有一片歪歪斜斜的吊脚楼房，陈安生所指的“家”就是夹在其中的一座两层的竹木吊脚楼。看起来，这吊脚楼比汪鹄翀家的更简陋，虽然离得老远，也似乎能感觉得到它在江风中摇摇晃晃的。

汪鹄翀说：“安生家是两年前才搬来的。”又扭头问道：“安生，你们一大家人怎么会搬到这么个小房子里来住呢？”

陈安生显出一脸的无奈：“我们家原来住在民政局宿舍，民政局说我家一再拖欠房租和家具费，就把原来的住房强行没收了，妈只好在这里临时租了间房。我妈拖欠房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她一个人要养活我们四个儿女，莫说交房租，连每天的饭钱都凑不够。”

话得从五十年代说起。***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一脚蹬掉了从前的农村小脚老婆，纷纷在城里重新寻找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什么的作配偶。母亲的一个顶头上司也悄悄盯上了母亲这个半老徐娘，但母亲毕竟是有夫之妇，也只落得个“落花有意，流水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