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愚闪着惊惶的眼神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和一翎碰头了。”

“你也没见着一翎？”蔡雪芹急了，强忍了一天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一翎出事了，一翎肯定出事了！”

卓一帆急忙安慰道：“大嫂别急，一翎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过去那么多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料想就有什么意外他也一定能应付得了的。”

卓一帆嘴里虽劝着蔡雪芹，但心里却也直犯嘀咕，这事的确太蹊跷。一翎这人一辈子的路也够独特，由于地下工作严密的纪律要求，他凡事皆须潜藏于心，在国民党和***中间都算是一个神秘人物，因此也一直在两党信任、怀疑、信任、怀疑中摇晃。如今他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呢？难道他这一生以传奇方式开始，真的还要以传奇方式结束，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蔡雪芹已经彻底绝望，只是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一翎真的出事了，得报案，得立即报案！……”

卓一帆劝道：“大嫂，事情既然已经出了，急也没用。我还是先去给公丨安丨局的同志沟通沟通，请他们也了解一下情况。晚点我再过来一趟。”他抬起手腕来看看表，又催促侄儿道：“立立，时间不早了，快去上学，你爸爸的事放学回来再说。”

傍晚时分，卓一帆又来到了红房子卓立家，情绪有些低落。

卓一帆不愿直视蔡雪芹期待的目光，垂着眼说：“公丨安丨局的同志也不清楚一翎的情况。”

蔡雪芹耽心地问道：“哪怎么办呢？”

卓一帆迟迟疑疑地说：“有人倒是分析了一翎的三种可能……”

蔡雪芹焦急地催促：“你快说，他们是怎么分析的。”

卓一帆说：“第一种可能，一翎被派往境外执行特殊任务去了；第二种可能，一翎叛变了……”

蔡雪芹摇摇头：“一翎我了解，他绝不可能叛变！……还有第三种可能呢？”

卓一帆沉默一会儿，叹口气道：“……第三种可能，就是出于某种不好解释的原因，一翎已不在人世……”

蔡雪芹的眼泪又伤心地涌了出来。

听说卓立的爸爸出了事，肖天健急急赶到了卓家。夜色中，两个年轻人沿着两边杨槐的碎石小径慢慢向前踱步。

肖天健安慰道：“你也别想多了，你爸爸工作性质特殊，过几天说不定自己就回来了。”

卓立沮丧地说：“唉，这一次我老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总觉得爸爸会出事，我们家也会出事……算了，别说这事了。”

肖天健说：“你说你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其实我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们家本来就压着爸爸右派身份的问题，前些天又有人乱嚼我妈妈的舌头，这两天你二婶为《红与黑》又给我扣了个传播黄色小说的罪名，这下子我这昔日三好学生的脸怕是全弄黑了，这家我恐怕也呆不下去了。”

卓立有些惋惜：“天健，像你这么好的成绩都不能继续读书，真真是可惜了！”

肖天健淡淡地叹口气，迷惘地望着前方：“你这红五类也许还有点指望，我这黑出身还好说什么呢？”

卓立也叹口气：“唉，爸爸这一出事，谁知道我家又会变成什么样呢？二婶常爱说‘由黑变红难，由红变黑易’，这回我家怕是被她说中了！”

肖天健咬咬牙：“该死的红与黑！……还是记住我爸的一句话吧，‘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一手好牌，而在于打好一手坏牌。’”

卓立不再言语，肖天健也不再言语。两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各怀心事地分了手。

这时，夜已渐渐深了。

8、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离中考仅仅还有一周的时间，袁慎之老师通知全班同学今天到学校填写报考志愿表，并要给大家作填表指导，肖天鸣一大清早就来到了学校。

肖天鸣很少这么早到学校来，只是为了填表的事他总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昨夜辗转反侧一夜没有睡好，早早地便醒了。何况，重庆这入夏的天气也实在是太闷热太潮湿，也实在令人窒闷烦躁难以入眠。昨天傍晚时分，肖家两兄弟便拼命往家里的地面、墙壁大盆泼冷水，但降温效果却并不明显。

那年头，多数人家没有电风扇，更不知空调为何物，取凉就全靠着手中的一柄蒲扇、竹篾扇或纸折扇制造点些微的风，那炎热真是躲无所躲。于是，民间便有童谣戏谑曰：“六月天气热，扇儿借不得，有钱买一把，无钱就该热。”

清晨的校园有一种异样的新鲜感，平时鼎沸的人声全没有了，显得格外的宁静幽雅。一阵嘉陵江的凉风从巴岩那边吹过来，带来炎夏酷暑中一丝难得的舒爽。凉风拂在肖天鸣的脸上，让他想起了父亲常常吟诵的宋玉《风赋》中的句子：“风起于青萍之末……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他本是个爱思考的少年，竟由《风赋》诗句产生出了一个奇特的联想：要是这次中考也能吹来一阵清风，不分家庭出身，不分贵贱高低，吹送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那该有多么好啊！

这次中考肖天鸣是坚定地冲着一个目标去的，那就是考取四川美院附中。因为肖天鸣自幼喜爱画画，所以他与哥哥肖天健不同，记事以来印象最深的不是父亲伏案写作的神态，而是父亲在长长的画桌边作画的背影。

但父亲是一个历史学教授，绘画只是他的一种业余爱好，并不能给予小儿子绘画上更多的帮助，于是便拜托了一位搞美术的朋友给小儿子作老师。这下肖天鸣可高兴了，总爱拿着他的蜡笔或者小水粉笔四处乱画，家里的门上、墙上、柜子上啦，学校的课本上、试卷上啦，乃至他的手上、腿上啦，随处都可见他的涂鸦痕迹。

肖天鸣最高兴的还是许多周末的日子，父亲会陪着他到郊外去写生。他背着小画板小画笔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路上紧紧搂着父亲挺直的腰，用下巴不断磨蹭着父亲温暖的脊背。田野的风吹过时，他的头发便飘动起来，像女孩子的头发一样好看。候鸟大雁从头顶飞过，伴着清越的鸣声天空中便似乎留下了翅膀的飞痕。有时候，父亲还会停下自行车来，采摘些路边的桑椹呀野花呀，微笑着递给什么都感到新奇的小儿子。

肖天鸣也很有绘画的天赋，一来二去的，他的画作居然越来越有模有样，有一幅画还被刊登在了全国发行的《红领巾》杂志上。小学的图画老师很是喜欢肖天鸣，他常常将肖天鸣那些笔触虽然稚拙却极其鲜活的色彩绚丽的画作出示给人看，还会表情夸张地啧啧赞叹：“奔放，野性，很马蒂斯！”

肖天鸣被学校当作了一个宝贝，凡有领导、嘉宾来校参观，必让他当场作画一番。有一次，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来华访问也到了学校，肖天鸣照常被安排作现场表演。面对这个和蔼的外国老爷爷，肖天鸣毫无忌惮，一口气画了十匹马。凯洛夫乐得“呵呵”发笑，抚摸着肖天鸣的头说道：“这个孩子很有天赋，用你们中国的话来说，他就是一匹千里马呀！但是，我们的教育者应该懂得，天赋仅仅是给予了一些种子，还不是已经成熟的知识和德行。这些种子还需要生长发展，而生长发展则必须借助于教育和教养才能达到。特别是像这种有天赋的孩子，应该给他们提供单独培养的条件。”说完话，凯洛夫抓了一大把苏联糖果放在肖天鸣手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