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懂事你也不懂事？”李素琴声色俱厉地质问道，“作为一个教育部门的领导者，受了这么多年党的教育，有事不向组织汇报，开会不说，背后乱说，你的组织原则哪里去了？你的党性何在？”

一连串的训斥终于激起了江昌贵心中的怒气，何况他本来就看不起李素琴，便不软不硬地甩了几句话出来以示回敬：“早说也好，晚说也罢，都不是问题的实质，关键在于它是不是事实。——此事涉及到了你们家老卓，我想你不会有什么顾忌吧？”

“你这话怎么说的！老卓有什么，上面有市委组织部管着，我顾忌不顾忌又能怎样？只是仅就事实而论，就算老卓和宁老师见了个面，交谈了几句，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嘛。”

“我也没说老卓和宁老师做了什么。至于群众怎么议论，就不是你我可以掌控的了。不过，两人有些交谈的语言还是应该注意注意影响吧？这一点，我想你心里比谁都有数。”

“好吧好吧，你说说，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隔得远，我也听不大清楚，但两个有家有室的人悄悄约会，说一些‘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什么的，总不太合适吧？何况，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一个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李素琴的口气软了下来，她口里虽淡然说着“见个面、交谈几句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内心深处却颇有几分惶恐。李素琴一向忌惮宁若兰。丈夫卓一帆年轻时与好友肖涤尘同时追求宁若兰的事她是知道的，只不过后来是肖涤尘成了宁若兰的丈夫罢了。至于这些年卓一帆心里把宁若兰丢开没有，她可吃不准。另外，宁若兰的个人素养也会让她莫名其妙地不安，虽说目前宁若兰只是嘉陵中学一名普通的英语教师，但她有时也会隐隐想起，这个风度翩翩的女人曾经是四川大学的高才生，而且二十几岁就已经是成都锦官女子中学的校长了。

对于这一点人情练达的江昌贵十分清楚，他偷偷地窥视着李素琴的表情。

但只转瞬间，李素琴的脸已恢复了常态。她心里“哼”了一声，这老奸巨滑的家伙，得把他的气焰按一按：“老江，不是我喜欢批评你，事情还没弄清楚，怎么能捕风捉影、推波助澜呢？也有人说你跟宁老师的闲话，我就没有人云亦云嘛。”

“捕风捉影？那也得有风有影。”江昌贵并不吃李素琴这一套，“至于我是什么人，谁爱说什么谁就说，我人正不怕影子歪。我还是那句话，自己的尾巴得自己甩掉。”

李素琴语气平和下来：“江副校长，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一言一行都得注意政策，注意自己的形象，切不要混同于一般群众。退一万步说，即便老卓和宁老师言谈上有一些不妥，只要没有跨出原则性的一步，那也属于思想工作范畴，没必要扩大影响嘛。”

江昌贵此时觉得该说的已经说清楚，已经不想再和李素琴辩驳下去了，没必要再纠缠不休了，于是轻描淡写说了声：“李校长，要是没有其它的事，我就走了。”

也不等李素琴回答，江昌贵已转身径直走出门去。他一边走，心里却在幸灾乐祸地发笑：哼，什么“政策呀策略呀”，回头碰见宁若兰，碰见你老公卓一帆，这“领导形象”怕是要抛到爪哇国去了！这闹剧嘛，怕是才刚刚开场！

2、肚皮饥饿与人格尊严

和江桃桃家一样，肖天鸣、肖天健一家也住在嘉陵中学的教师宿舍区里。

天色还灰蒙蒙的肖天健便醒了，迷迷怔怔地睁开眼睛，从床上翻身坐了起来。看上去，这少年的身体比弟弟肖天鸣可结实多了，宽额丰面，五官分明，腰板挺直，给人一种精力充沛、头脑清晰的感觉；只是面容、神态显得有些过于沉稳，与他仅仅十七岁的年龄似乎不大相称。

肖天健努力清醒着自己的大脑，下意识地扫视着居室。这是一个两通间的居室，父母住里屋，肖天健两兄弟住外屋，只是父亲肖涤尘在北碚东川大学任历史教授，只有星期天才回家。因为房间太窄小，肖家兄弟睡的上下铺，肖天健睡在上铺。上下铺的前面安放着一张饭桌，这也是兄弟俩做作业的桌子。靠窗有一个大立柜，立柜旁挤着三个竹书架，书架里横七竖八、见缝插针地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肖天健双手扶住床沿从上铺蹑手蹑脚地爬下来，生怕吵醒了睡在下铺的弟弟和睡在里屋的母亲。

肖天健早起，一半是因为有晨跑的习惯，另一半却是因为强烈的饥饿感驱走了睡意。那时候，中国大陆六十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才刚刚过去。虽说1962年以后国家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推出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贸易自由）的农村新经济政策，经济有所复苏，空空如洗的商店食物柜台里又开始有了一些粗糙的糖果糕点，菜市里又有了一些沾着泥的白菜、莲藕之类，但是物资依然十分匮乏，人们依然面带菜色。其时每人每月仅有二两猪肉的定量，肚里没油水食量就特别大，都特别能吃，每一顿饭对于人们都非常珍贵。按照当时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的定量，每天只能限定早三、午四、晚三的标准，多一口也没有，这对于正在吃长饭的肖天健简直有点杯水车薪的味道，而他的食量又比同龄的人大许多，饥饿感也就比别人更甚许多。虽然饥饿，他仍坚持着锻炼。他像模像样地在腰上、脚上缠好沙袋，轻轻出了门，沿着中山四路跑了一大圈。

回到家，肖天健轻轻解下沙袋，走到靠窗的大立柜边拉开小抽屉，取出八两饭票、一毛钱菜票，再提上一个小锑锅，到学校食堂去把早饭买了回来。母子三人的早餐极其简单，小锑锅里盛了二两粥，翻过来搁置的锅盖上放着三个各二两重的馒头，馒头旁边盛有一小撮涪陵榨菜。

肖天健把早餐端回家时，母亲和弟弟已经起来了。

母亲的面容显得有些疲惫。肖天健是个感觉敏锐、心思细腻的少年，看在眼里暗暗心疼，都是昨天那些无端的蜚短流长弄的。母亲是一个多清高的人啊。在幼年的记忆中，母亲喜欢穿一件淡黄色束身旗袍，披一条古香古色的流苏披肩，春秋两季还喜欢在旗袍外面套一件绒线衫；有时出门，脖子上再挂一串项链，手里拎一个小包，端庄中显着高贵。但这些年来，旗袍被视为剥削阶级的奇装异服遭到谴责，母亲已改穿列宁装了。列宁装是六十年代女干部、女教师中普遍流行的衣服样式，和布拉吉一样也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流传进来的，西服大翻领，一边三粒的双排扣，双襟中下方带有一个暗斜口袋。虽说这列宁装是当年的“革命化”着装，带点中性色彩，但穿在母亲身上却依然透出一种优雅。

肖天健的猜想一点没错，昨天平地卷起的风波让母亲颇有些尴尬，无论走到哪里，似乎都有人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窥视着她。昨天下午，宁若兰上完课回转办公室，还没进门便听见几个女同事在里面窃窃私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