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破鞋”这一称谓最早来源于老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后来渐渐普及全国，也算得是一句“国骂”。数十年前，北京八大胡同内到处是狭窄肮脏的居所，里面住着不少下层**，为了招客，这些**喜欢在自己门外挂一只绣花鞋作为幌子，天长日久日晒雨淋，绣花鞋难免破旧，这“破鞋”也便随之成了那些出卖肉体女性的代称。这个刚刚十六岁的少年对这一典故的出处当然并不怎么了解，但他却十分清楚，“破鞋”是对女性极俱侮辱性的脏话，比咒骂“交际花”还要难听。
况且，这流言还有另一种严重的负作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对所谓“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名曰“乱搞男女关系”。这“乱搞男女关系”的恶名非同小可，那可是当时人际斗争中的一个致命打击武器：男人有了“男女问题”，可以丢掉官位、开除党籍或免去公职；女人有了“男女问题”，则更会被搞到臭得抬不起头；而家长有了“男女问题”，其子女也会被卷入耻辱的漩涡。
肖天鸣隐隐感到了一种不安。这些年，父亲“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压得一家人直不起腰来，总有不少人戳着后背议论他们家，现在母亲又遇到这样难堪的事，家庭恐怕更要罩上浓浓的阴影了。
流言似乎源自他的同学江桃桃。
那是1965年5月里的一天，肖天鸣一大早来到教室门口，看见江桃桃正在给同学们打小广播。她把食指放在嘴边表情神秘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头条新闻，昨晚上宁老师在和一个男人幽会，那个男的就是卓娅的爸爸。”
江桃桃长着一张胖胖的圆脸，额前蓄一排流海，脑后扎一根扫帚辫，模样倒也蛮可爱，只是小丫头老爱双手叉腰，杏目圆睁，举止总带几分刁蛮，却又让人皱眉。
大家并不太相信江桃桃的话。有同学置疑道：“说别人我不敢肯定，要说宁老师会和男人幽会，打死我不相信。”
肖天鸣立在教室门外，悄悄听着同学们的议论，有些进退两难。他虽对这个口无遮拦的江桃桃恨得牙痒痒的，心里却又直犯嘀咕，这些日子妈妈的确有些反常，时不时和卓伯伯碰头，似乎真是无风不起浪。特别是昨晚，妈妈被卓伯伯神神秘秘地约出去，直到很晚才回家，而平时晚饭后妈妈是不出门的。
“绝对是真的，”江桃桃对着置疑的同学斩钉截铁地说，“有人都看见了，卓娅的爸爸和宁老师两个人在嘉陵江边勾肩搭背的。”随着说话，她小圆鼻头上几点淡淡的雀斑一跳一跳的，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陶大龙在一旁幸灾乐祸：“嘻嘻，前任学习委员的老妈和后任学习委员的老爸搞到一起，有意思，味道长……”
这是一个周身长得圆鼓鼓的小子，眼睛细得只余了一条缝，肥大的屁股若扣上一只脸盆去，准保清丝合缝，同学们都叫他“陶胖”。
冯建国跟着陶大龙瞎起哄：“嘿嘿嘿，前任……后任……勾肩搭背……味道长！”
这家伙生就一个倒三角脑袋，芝麻小眼，吊梢眉，下面悬一个大鼻子，一脸颟顸相，喜剧感十足，同学们都说他长得像一个日本鬼子，赠了他一个“冯鬼子”的雅号。
陶胖和冯鬼子调皮捣蛋总在一起，是城隍庙的鼓棰——一对，说起身世来，却又是一对狗见羊的小冤家。
民国时候，陶胖的父亲陶书缘原是重庆陕西街瑞丰祥绸布庄的一个伙计，这绸布庄老板姓冯名贝石，就是冯鬼子的父亲。陶书缘长年协助冯贝石进货、发货，办事颇为干练，虽说免不了要受一些冯老板大呼小叫的闲气，但凭着上下家关系熟稔，顺便做点袖子头的生意，却也悄悄积攒了一些银两。
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重庆发生了著名的“九二”火灾。“九二”火灾堪称重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火灾，南自东水门赣江街、曹家巷，北达千厮门，东抵朝天门码头，这场火灾令两江沿岸的建筑物均付之一炬，且殃及到了两江船舶。共烧毁街巷三十七条、民居八千余户，其中包括银行钱庄二十四家、仓库十余处。瑞丰祥绸布庄的积货仓库也在这次火灾中被焚毀，原本殷实的冯家彻底伤了元气。而陶书缘则趁机用长年积攒的银两盘下了瑞丰祥绸布庄，从此冯、陶两家也便老板、丘二互换了角色。
孰料，冯、陶二人互换角色的前后脚时间，解放军进了重庆城，国共两个政权也互换了角色。***当政以后，开始按照阶级斗争理论制定的政策在重庆市民中划“阶级成分”。工作组的“王政府”把政策一翻，眼睛一瞪，便毅然拍板定了案：陶某某的成分应为“工商业兼地主”，冯某某的成分应为“城市贫民”。根据当时的政策，“工商业兼地主”属于“剥削阶级”，自然划入“改造对象”，陶书缘因福得祸；而“城市贫民”则属于“劳动人民”，是“依靠对象”，冯贝石却又因祸得福：这可真应了那句“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古语。
“九二”火灾这把火，有说是国民党特务放的，有说是***地下组织放的，有说是吊脚楼居民不慎失火引起的，但不管是哪种情况，这场大火灾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点上，竟让冯、陶两家都遭遇了始料不及的人生变故，玩笑般地瞬间改变了两家的政治身份。只不过，这冯贝石虽说侥幸挤进了“劳动人民”的行列，政治地位似乎大大提高了，但经济上却并无多少实惠，和划在“思想改造”行列的陶书缘也差不多，都有些困窘。
陶书缘与冯贝石这亦主亦仆的经历奇妙而又微妙，反到促使二人结成了莫逆之交。闲暇之时，二人常聚在一块儿，就着几块卤豆腐干、一碟油炸花生米喝二两小酒，互诉一下衷肠。只是冯贝石老是愁眉苦脸、摇头叹气，而陶书缘则总爱油腔滑调地自我调侃一番。
“唉，才一眨眼的功夫，祖宗的家业说没就没了。静夜想想，人这一辈子真像做梦一样。”
“知足吧，你冯老板平白捡了身劳动人民的皮皮来穿起，我这个当丘二的反倒成了反动派。”
“劳动人民又怎样？且不说一日三餐难以敷衍，就说这成分吧，人家哪天想过来了，真要抓我‘九二’火灾以前的辫子，我还能说个不字？”
“嗯，倒也是这么回事。不过，你还是比我好。你说人生在世，什么样的人最难过？——依我看，先穷后富的好过，先富后穷的也将就过，唯独像我这样穷了富、富了又穷的人日子难过呀！”
……
也就在陶书缘、冯贝石二人身份互换的1949年，两家各生了一个儿子。陶书缘的儿子陶胖如同他的姓一样，从小就很“淘”，孰料冯贝石的儿子冯鬼子同样也很“淘”。两个孩子开始小，对家庭情况本不甚了了，相互间也就没什么芥蒂，可长到“七嫌八不爱、九臭十难闻”的顽皮年龄，那冯鬼子就专拣陶家成分的事来挑衅陶胖，经常夥着一帮顽童追着他的屁股喊顺口溜：“你说奇怪不奇怪，捡顶地主帽儿戴！”那年头不比如今，以炫富为荣耀，在阶级斗争氛围里，这“地主”可是一个十分耻辱的字眼，无异于“日你老娘”的咒骂，谁能受得了？退一万步说，若是其他小孩骂，陶胖也许忍忍也就算了，可偏偏是这个“捡顶贫民帽儿戴”的冯家小子骂他，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从此对冯建国恨死一滩血，也为此和他打了不少的架。直到陶胖和冯鬼子年龄大一些了，两人的梁子才渐渐解开。以后，又一块儿上小学、中学，越发气味相投，反倒成了一起调皮捣蛋的哼哈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