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洗衣的时候，看见了金菊在我家院子边溜，我想喊她进屋坐，但我的喉咙象被人用针线缝住了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娘没再洗衣，就去做饭。但李金口却站了起来。他那高高的身子几乎顶到了我家的屋顶上。眼看着他的头要碰顶上的木梁，我立即担心起来，我不担心他的头会撞破，我只担心我家的房子经不住他撞。

其实他没我家的房子高，他站起来转过身，对我爹说：“啥时候带刘杏来下山村瞧瞧，如果觉得可以就这么定了。”爹嘴里含着喇叭筒也站了起来，一边吹着烟灰，一边不住地点头。

李金口带着李来从我家的院子边消失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还在飘。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我还不懂得拒绝，也不懂得判定，第一次总是宝贵的，特别是象我这样一个有学不能上的人。

一连好几天，我的脑子里都在想着坐在屋檐下的那个人。

乡下

楔子

“妈，李来他们都下葬了吗？”

“下葬了。”

“葬在哪？”

“屋坡上的山林里。”

“山林里？是我藏密码箱的那座山林？”

“是的。”

“怎么葬在那里呢？”

“……没地方葬哩！”

那是辆白色的警车，干干净净的，很新，新得发光，就停在看守所门口。

我才吃了早饭，狱警扯开喉咙就开始叫：“刘杏，上车。”

我手腕上戴着手铐，一步一步往门外走。

就在这时候，我又想起了我的同学刘雪。

一

我和刘雪是同学，都住在河滩，可我的命没刘雪好。十七岁那年，我俩都考上了河马镇高中，我的总分是588分，刘雪少我8分，得了580分。可我家穷，开学那天，家里死活都凑不够学费。我和我娘站在屋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刘雪提着她的铺盖和一大只行李包去学校上学。而我，却在家务了农。

我心里想上学，不能上学了，就象我要死了一样。我两眼里都汪着泪，心里的五脏六腑象突然都变成了铁质的一样，堵得我发慌。

我永远都记得那个刘雪去上学的早上。刘雪一走，我一个人怔怔地站在我家的屋门口发了一上午的呆。

我心里想，我家怎么就这么穷？如果我是刘雪该多好啊！

河滩村离河马镇不远，但离我们腿根乡却有七、八里路。我爹叫刘半勺，是我爷爷给他起的这么个怪名字。爹小的时候家里更穷，每餐只有半勺饭吃。爷爷干脆就叫爹“刘半勺。”

我娘叫武芬花，个子小，人善。除了会干活，别的什么都不会。我甚至怀疑我和我妹、我弟弟是不是她生的？小时候，我总觉得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了之后才知道人是从娘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个事实我承认，但我还是怀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人能够种田、翻地、吃饭、唱歌我都相信，人还能生下一个人，这让小时候的我几乎想破了脑袋，都没有想出个道理来。

懵懵懂懂地长到十七岁，我们河滩的人都说我长得象朵花，在腿根乡上初中的时候，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是我们学校的校花。

我看不到我自己，不论站着、坐着、或者走着，我都看不到我自己。家里有块缺了角的镜子镶在灶屋房的洗脸架上，勉勉强强能够照到人的影子，但模糊得很，以致使我还是看不清我的样子。使我的心里无数次对老天爷说：“你把人造得有鼻子有眼，却让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真遗憾。”

有一次，我终于看见了我，是在腿根乡唯一一家理发店里看的。看得清清楚楚，也看得我心花怒放。从此，才朦朦胧胧地知道：刘杏是这么个人。

我上了学之后，心里想的全是学习，除了学习，就是替我娘干活。娘瘦得象只老鼠，一年四季都是天不亮起床，忙到深更半夜才睡觉。无数次，娘累得脸发白、嘴唇发乌，鼻子里几乎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以为娘快要死了，心里就更加想不通：娘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累成这个样子？在那时候的心里，娘死了不要紧，留给我的这个疑问却让我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我不上学的前一阵，整个人迟钝得很，我娘也迟钝得很。我望着某一个地方一望就是半天，我娘望着我一望也是大半天。我偷偷落泪，我娘也偷偷落泪。我心里有想不通的事，我娘也有，只是她不说，对谁都不说。

虽然心里痛苦，可我舍不得浪费时间，一有空就去坡上扯猪草，一有空就上山砍柴。我努力替家里干活，是想让娘少干点，娘少干点活，就离死离得远一点。

我们河滩是个穷村，有七、八百口人，无数头牛。田都是梯田，从山腰上一圈一圈往山脚下勒，没一丘田相象，没一丘田方正。从山底下看山腰上的田，好象这些田都不是大人们修的，倒象小孩子们垒的。大人都是正经人，却干了这么些小孩们弄的玩艺儿。

河滩村没有河，只有一条溪。村里人洗衣、喂牛都是在屋后的溪里。但河滩村人口稀散，房屋都建在一座光溜溜的山包上。这山原本不光，有树木有草，树木和草都被村里人刨了，土也被翻了，栽种了庄稼和蔬菜。山包不高，象和尚的头，也象女人的胸，和胸部上的一只奶。

我一不上学，就多了许多伙伴，都是不上学的同龄人，有金菊、米青、田芽、玉花等。

她们小学都没毕业，除了自己的名字，别的字基本上都不认识。说稍深奥些的道理她们就听不懂。除了包揽家里的柴火、猪草，农忙时她们还要帮着收油菜、扯秧、插田，下半年还要收稻谷。闲暇时就纳鞋垫、织毛衣。干粗重的活，说简单的话，冬瓜大的一个脑袋，基本上都是个装饰。

我成了她们中的一员，我也干粗重的话，也纳鞋垫、织毛衣。我的脑袋从此除了烦恼，也成了个装饰。

十九岁这年，我爹的朋友李金口来我家坐。李金口是下山村人，长得又黑又瘦，又瘦又高，头发呲得一扎长一扎短，穿着一件黑牛皮样的外衣。他时常来我家坐，一来，就和我爹面对面抽烟。我爹塞给他一手窝烟丝，卷成喇叭筒，用火柴点了，巴哒巴哒地抽。抽完，他又塞给我爹一手窝烟丝，两人又卷成喇叭筒，用火柴点了，然后又巴哒巴哒地抽。一边抽，两人一边说话。我从山上回来，挑了担柴，柴压得我难受，我数着到家的步数，忍耐着肩上的重量，终于挑到了我家的柴房边，曲腿一放，就把柴放在柴房前的篱笆边。柴一离肩，我的身子骨立即就轻松了，象搬掉了压在弹簧上的一块石头，整个人几乎能弹起来。但我的脸还是很红，汗珠子粘住了我的头发。我撩了撩我的头发，又用力吸几口气，然后不紧不慢地进屋。

进屋时，我见到了李金口，就客气地跟他打声招呼：“李叔，您来了？”

李金口还在抽烟，扭头望了我一眼，笑眯眯地说：“刘杏，你都长这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