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子：我要从死神手中夺回父亲】

十年前的我，是一名小公务员，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压抑着自己所有的欲望和激情，一心想着向上爬。十年后的我，是一名暗访记者，阅尽人间沧桑，遍尝世态炎凉，生活的苦难将我锤炼成了一块坚硬顽石，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我轻易动心。

这一切改变，都源于十年前的那件往事。

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天气异常炎热，我独自走在城市热气蒸腾的街道上，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痛苦和忧伤。正午的阳光像无数把小刀，在一刀又一刀地割裂着我裸露的皮肤，然而我浑然不觉。汗水像溪流一样从额头流到脸颊，又从脸颊流到脖颈，黏湿了我的衣衫，而我依旧浑然不觉。我的双脚踩着已经被晒得松软的柏油路面，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小巷深处的一家小旅社。在那家散发着馊味和臭味的小旅社里，身患重病的父亲正躺在一动就咯吱吱作响的床板上，等我回来。

正午的阳光燃烧很旺，而我的心中却冰冷彻骨。

我手中捏着一张刚刚从医院取出的化验单，化验单上写着父亲身患癌症，医生建议在两个月内凑够五万元，进行化疗放疗。否则，父亲活不过半年。

我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当农民的父亲今天早晨在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还天真地认为在省城的大医院里开上几包药，回家吃吃，病情就会好转。我也不敢把急需五万元的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劳碌一年，全家收入也不足一千元，而我当时每月的工资也仅有五百元。

我必须在两个月内寻到五万元，可是我们家都是穷亲戚，都是和父亲一样勤劳而不能致富的农民，我到哪里才能尽快找到五万元？那时候，报纸上电视上天天叫喊勤劳致富，而同村的乡亲们年年勤劳，却没有一家致富。倒是背着手臂游手好闲的村干部们一起奔跑在快速致富的道路上。

没有五万元，就没有父亲了。我真切地感觉到，我在和时间赛跑，要从死神的手中夺回父亲。

我走进小旅社，旅社里一片寂静。沿着锈迹斑斑的铁制楼梯，撩起沾满污垢的残破门帘，我走进了房间里。房间里，一台摆放在木桌上的小电扇努力地吹着，吱吱呜呜地叫着，然而房间里还是热如蒸笼，父亲躺在床板上，像躺在水泊中一样，他身上的衣服和身下的床单全都湿透了。

父亲一直没有睡觉，他一直用右手努力扳着左肩，左肩的肩胛骨后，长出了一块骨肉瘤，疼得他寝食难安。好几个夜晚，我听见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但就是忍住一声不吭。这块骨肉瘤已经长了一年，此前的父亲因为舍不得花钱，硬是让这块肉瘤从黄豆大长成了拳头大，从良性转成了恶性。后来，在他实在疼痛难忍的时候，才很不情愿地跟着我来省城的大医院看病。

父亲看到我走进来，就问：“化验结果出来了？”

我说：“出来了。”

父亲又问：“没事吧？”

我咬紧牙关，眼睛不敢看父亲，竭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我看着墙角，勉强点点头。

父亲说：“我知道自己没事。”然后，我听到他忧伤地说：“唉，可惜了今天早晨那个老汉。”

我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事情，说的是哪个老汉。今天早晨，我带着父亲去门诊楼骨科看病，排在父亲前面的是一个来自秦岭山区的老头，多年的辛勤劳作，让老头又黑又瘦，腰身佝偻，一幅苦大仇深的模样。父亲和他攀谈，得知陪同他前来看病的，是儿子和女婿两个人，都是老实巴交的青年农民。

医生看了老头的化验报告后，就毫不客气地给老头说：“你的病能治，但是要花钱。”

老头满不在乎地说：“花钱就花钱，到医院就是来花钱的……能花多钱？”

医生说：“两万元。”

老头说：“啥？两万元？算了，我不看病，还不如叫我死了。”

老头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一下子挺直了腰身，他和父亲郑重其事地握握手，然后大踏步地走了出去。我看到父亲的眼角有了泪光。

父亲得知自己“没事了”，他想念那个因为看不起病而回家等死的好哥们。

父亲不知道我也给他看不起病，他可能也要回家等死。

（2）

那天黄昏，我独自走出小旅社，沿着城中村逼仄酸臭的街巷漫无目的地走着。这时候，城中村终于有了一丝凉气，家家的店铺里吐出了一个个耷拉着拖鞋的人，他们手抓啤酒，光着膀子，大声谈笑，看起来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快乐。

这座城市里，只有我满怀忧伤。

我在城中村一直溜达到了夜半，然后又回到了那家小旅社前。小旅社门口堆放着码得整整齐齐的砖块。我捡了一块，坐在地上，然后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心中充满了无限忧伤和无奈。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发现父亲站在了我的面前，他依然用右手努力扳着左肩后的那块骨肉瘤，用以减轻疼痛。路灯光照着他高大的身影，他高大的身影覆盖了坐在地上的我。

父亲捡起一块砖头，默默地坐在我的身边。

我觉得我和父亲距离很近很近，我似乎和父亲有很多很多话要说，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给父亲点着了一根香烟，然后又给自己点着了一根。我听见昏黄的路灯光下，父亲长长地吸了一口，烟雾像石块一样滚过他的喉咙，发出了咕的一声。

夜半的城中村渐渐宁静，街巷里再没有了行人，只有我们父子两人枯坐着。

似乎过了很久，父亲说：“我们家以前不在现在的山区，以前在关中平原的东府。”

我嗯了一声，这段往事我知道，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村庄的人都叫我们移民，移民是一个带有蔑视的称呼。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受到本地孩子的欺负，只因为我家是从外地搬迁而来的移民。

父亲接着说：“那一年，苏联专家要在河南修建黄河水电站，要求关中平原的几十万人搬迁，我们家就在搬迁的行列里。”

我说：“我知道，那时候要修的是河南三门峡水电站，政府让三门峡上游的陕西大荔、平民、朝邑三个县的人都搬迁，最远的搬到了宁夏新疆，最近的搬到了陕北陕南，我们从平原上的好地方，搬到了山沟沟里的烂地方。后来，水电站也没有修，苏联专家回国了，中苏关系破裂了，而我们却没有及时回迁。一直过了三十年，才陆陆续续有人回到了陕西大荔县。”

父亲说：“那一年，我们家里遇到很多倒霉的事情。开春的时候，你大伯父从南山砍柴回来，喝了一瓢凉水，就开始拉肚子，拉了一个月，也没有钱看医生，最后死了。你小姑刚刚出生，你奶奶就大出血，也去世了。”

我惊讶地问：“我还有大伯父？还有小姑？怎么以前从没有听你说过？”

父亲说：“这都是伤心事，以前不愿意提起这些事。”

父亲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我们家搬迁的那一年，你小姑只有半岁，是你爷爷用小米汤喂养的。现在要搬迁上路了，谁也不知道要走多远，要搬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