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陈伯康没有起床，而是躺在床上睡懒觉，不想急着去丨警丨察局报道，宁愿待在家里，或是到外面去闲逛，也比到丨警丨察局强。他很清楚，毛森虽然对他无恶意，却也乐得他如此，免得自己在他面前又唠叨，看着让人心烦。

既然知道是这样，自己又何必去当这个碍眼的角色呢！反正毛森见自己没去上班，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更不会向上面打小报告，说不定还会给他派一个让他更心烦的人来，那就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一直到中午了，他才爬起来，出门开车准备找个地吃点东西，也顺便打发一下时光。一路上，看到眼下上海的境况，委实让人说不出话来。这里的一切除了倒闭的商铺，店铺增多了，还增加了很多的乞丐。闲逛到南京路，居然让他碰到一起游行示威，把路给堵断了。

于是，吃过饭后，陈伯康想到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过杨家兄妹了，干脆到圣路易学校去了。当他们见面之后，陈伯康发现小四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因为营养跟上了，个子已经快跟自己差不多了。小女孩也有十二岁了，有了亭亭玉立的模样，相信再过几年一定会变得更漂亮。

“王大哥，你到哪儿去了，都好几年没见过你了，难道你不要我们了吗？”

陈伯康带着他们来到一处安静的餐厅坐下，叫了几个菜，在等菜的时候，看着他们很感慨。小女孩坐在他身边靠着他，全神贯注的看着他，看到他不回答自己的话，还在出神发呆，就用手轻轻的戳了一下他。

“小四啊，有些事到现在还是要跟你们兄妹说一下。”陈伯康伸手在女孩的头上轻轻的摸了摸，“我的真实姓名叫陈伯康，王守业是我的化名。如今，日本人被打跑了，我也恢复了我的本名。以后，你们叫我陈大哥就行了。”

“哦，王大哥，呃，陈大哥，那这两年你是不是出了事，不然怎么回不来见我们啊？”

“小四啊，陈大哥确实出了点事。这些事现在还不能跟你们说，如果将来还能跟你们见面，到时候再说也不迟。”

“陈大哥，你会不会有危险啊？”女孩关心的问道。

“放心吧，陈大哥这么能干，怎么可能会有事？你们啊，要好好的读书，将来才会出人头地，记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放心吧，陈大哥，我们记住了。”

三天后，陈伯康去报道。上海市丨警丨察局长兼暂代军统站长的毛森接见了他，本想试探一下陈伯康的，可一见到他的神态竟然是非常的颓废，让毛森非常吃惊，不知道这小子出了什么问题。

毛森当然不知道陈伯康被毛人凤相招，还已经见过面，更不知道还接受了监视他自己的任务，虽然毛人凤没有明确的说出来，但陈伯康却心知肚明。

对这个任务，陈伯康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不在是受到怀疑的对象，忧的是面对毛人凤与毛森争权夺利，自己夹在中间，而且这两个人都异常的精明，稍不注意自己就成了替罪羊，甚至落得个粉身碎骨。

简单的寒暄之后，陈伯康就离开了毛森的办公室。出了门，陈伯康犹如得到解脱一般，精神为之一振。刚才，如果自己稍微表现得积极一点，毛森一定会有所想法的。

对于今后怎么做，陈伯康对此没有一点底，过了就会被毛森怀疑，也许还会被灭口，不做，毛人凤那里怎么交代，再说这两人还是一个祖宗的亲兄弟，自己一个外人夹在中间算什么。

待在警局里面无事，陈伯康干脆开车出去，也好落得个眼不见。出去之前，专门见了毛森请示，借口是到遣送日本人的聚居区去看看，顺便看看有没有‘老朋友’。

毛森知道他为何这样说，还不是怕自己怀疑他，或者在警局里不安分，看到他如此明智，心中对他还是非常的欣赏，于是就痛快的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让他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去。

上海日侨管理处设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1177号。遣送中国战区日本人返国联合会议。根据遣送计划，中日双方各自建立有关遣送工作机构。按照吴淞为日军集中营地点，日军海军陆战队集中在浦东，日侨集中在虹口的原则，正式确定虹口集中区范围，并明确在上海不称“集中营”，而一律改称“集中区”，以体现中国政府以及民众的友善和宽大政策。

陈伯康知道日侨已在两个月前遣送完，4月17日的《民国日报》就刊登大标题：全沪10万日侨遣送完毕。可他心中还是有些失落，在戴笠死前，他就暗中调查过武田花子，发现这个女人早就逃之夭夭，杳无音讯。

现在日侨已经遣送完了，陈伯康的心里更加的郁闷了，压在自己心上的秘密始终没能揭开，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却又消失不见踪影。

虹口集中区，日侨居所划定范围从上海神社（今虹口公园内）东侧土垒起至北四川路桥东南端以东的虹口地区和杨树浦地区。当初，陈伯康没有机会去日侨集中区，只是想当然的跑到日军战俘所在的大肠镇，虹桥、江湾几个地方去寻找，结果又是一场空，让他很失落。

战败之后，日侨失去了以往的骄横霸道以及工作，许多人因此生活陷入困境，无奈靠摆露店“（露天货摊和饮食店）”谋生。北四川路和乍浦路，以前这两条马路上的店铺，十有八九为日商所开，后被当局封闭。而海宁路吴淞路一带，因此比过去繁盛。在马路两旁人行道上露店林立，出现很多做“天妇罗”之类的日式小吃、书摊也不少。

设摊的除了日本成年男子外，有妇女，甚至还有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因为被集中管理，多数日本人先依赖积蓄过日子，用完后便卖家当。最后就是摆露店。大量日货抛售，令虬江路旧货市场的生意骤然兴隆。

这些景象随着日侨的离去，慢慢恢复了平静。同一时期，重庆各方的接受大员们对这些‘敌产’的接收工作，逐渐演变成了抢夺和劫收，真正形成了流行的“五子登科”了。

这些接收大员一时风头无量，呼风唤雨，招摇过市，每天屁股后面都跟着一大群人，即使在家里，也有无数人排着队等候着。

陈伯康对这些事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丑态实在让人生厌。有一个所谓的接收大员很不长眼，居然打算盘打到他的头上，带着两个跟班到他的家里。进屋之后，装模作样的上下转了一圈，然后对他口口声声说这房子是敌产，要查封。

这让陈伯康哭笑不得，当场就想教训这几个人，考虑到自己当时还被戴笠看着，忍着气给毛森打了个电话，说明在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毛森听了也是哭笑不得，挂了电话就让人带着他的手令去了。

那个接收大员接过毛森的手令时，脸立刻就变得惨白，全身都抖抖索索的，来到陈伯康面前，两腿一软就要给他下跪。陈伯康于心不忍，可又想到如果这次不立威，以后还会有人找上门来。于是就让这位接收大员写下一个欠条，金额为黄金五十两。

事后，果然有人前来调解，自报家门是财政部的，希望他放一马。出于不想把事情闹大的想法，事情也就轻描淡写的处理了，赔偿的黄金也减少到十两，可这件事足以让其他的人不敢再打他的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