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得多了，又看了不少明星交易员和基金经理的传记访谈，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真有本事在赌场上赢钱的人，反而最不应该赌博，因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如果专注于正业往往能取得比赌博赢点钱大得多的成就，所以赌博的至高境界乃是不赌。正好此时那鸡肋绿卡也终于拿到了，我于是决定金盆洗手，投考商学院。

那几年金融界流行搞数学模型，一种称为“金融工程”的专业应运而生。 这是个介乎金融，数学和电脑之间的学科，专门培养业界急需的三项全能人才。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金融工程专业号称全美排名第一，并且硕士文凭只需一年时间就能拿到，特别适合为了换工作而读书的人，所以伯克利就成了我的首选。 这个专业挂靠在商学院，“鸡麦特”（GMAT， 商学院资格考试）分数是录取的重要参照。标准化考试我最拿手，反正几个答案中总有一个对，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提示，再结合上下文猜猜意思，揣摩揣摩出题人的心理，“鸡麦特”比德州扑克简单多了。

答完最后一道题目，电脑屏幕上显示出 790 的变态高分。 我知道，凭着这样的成绩和已考过的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三级，伯克利金融工程专业的录取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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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的校园座落在近海的山坡上，古雅的建筑掩映在葱翠的树丛中，仿佛座座学术殿堂。 矗立在半山的钟楼是学校的标志，从那里可以眺望金门大桥，以及更远处浩瀚的太平洋。 落日的余晖和着钟声唱晚，勾勒出一幅宁静从容的画卷。 刚脱离了纽约尘世喧嚣的我，恍如置身世外桃源。

这是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曾经出过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 这还是一所左翼思想占据主导的学校，据说很多教授倾向社会主义。校园里难得见到星条旗 ——那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标志。 各式各样的反战、反布什、保卫地球环境之类的示威游行倒是经常有，“革命青年们”还特地将校园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命名为“人民公园”。

商学院是这所左翼进步大学里的资本主义死角，只有这里总能看到有人穿西装打领带。自成格局的小院子里，三五成群夹着笔记本电脑、口里蹦着最新商业名词的未来社会主流人士匆匆而过，我混迹其中，奔波于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发愤研读金融创新时代的武功秘笈。

伯克利金融系师资力量强大，一上来就派出了本系挂头牌的鲁宾斯坦教授给我们上“金融产品”这门课。 这位鲁教授是学术界大大有名的人物，年轻时提出了用二叉树方法为选择权（Option）定价的重要理论，如果不是因为鲁教授中年时一段失败的从商经历，他可能已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金融史上一个“创新”时代。先是房贷抵押债券，然后是垃圾债券，华尔街为各种新发明得意洋洋，大获其利。象牙塔中的鲁教授大约也有些心动，便联合另外两位教授开了个公司，设计推销金融创新产品。鲁教授理论联系实际，根据自己的选择权定价方法推出了用交易指数期货模拟空头选择权 (Put Option) 的策略。 简而言之，就是追涨杀跌、越跌越卖，以确保在牛市中不踩空，在熊市中损失不超出限额。 这个“投资组合保险”(Portfolio Insurance) 策略风靡一时，不幸的是，不久之后的1987年10月就发生了道琼斯指数一天下跌22%的“黑色星期一”事件。 鲁教授“投资组合保险”的信徒们在下跌时蜂拥进场抛售，为股市崩盘做出了巨大贡献，鲁教授等三人也为此遭到国会专案小组调查，虽然最终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鲁教授的英名毕竟蒙上了污点，心灰意冷的他只好回到伯克利教书。提这段旧事是因为类似的事情在金融危机时还会重演。

有了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鲁教授对给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投机分子上课这种破事自然提不起兴趣，课堂上除了为自己当年的被调查鸣不平，就是照本宣科讲一份看上去很有些年头的讲义：那里面最新的例子都是1987年的。“投资组合保险”理论听腻了，某些同学便大着胆子不来上课，面子受损的鲁教授于是祭出了“天下教授一般黑”的办法：不定期课堂小测验，记入期末成绩。 在这样的师生斗法中一转眼两个小学期过去了，最后一堂课前，鲁教授很仁义地提醒同学们：下堂课一定小测验，各位贪睡分子不要抱侥幸心理。

最后一堂课，同学们揉着惺忪睡眼嘟嘟囔囔地按时到达，一直等到下课，鲁教授也没提小测验的事儿。 同学们群起指责教授无信，鲁老阴险地嘿嘿一笑，说出了两学期课程最有用的一句话：

“The last promise，is the only one you can break。” （最后一个承诺，是唯一可以不遵守的承诺。）

我瞬间如醍醐灌顶：这岂非犹太人纵横商场千余年的秘诀之一？从正面理解，做生意就得讲信用，背信一次就没人理了。从反面理解，要是有人利用多年积累的信誉在最后捞一把的话……听说也有过中国商人为此吃亏的事情，今后不可不防。

同学们来伯克利念书大都是为了找工作，所以最受大家爱戴的是金融工程专业的负责人黛比。这位女士精力充沛，把为同学们找工作看做头等大事，为了增加我们的相关工作经验，她特地在短短一年的学制中挤出三个月时间安排实习。黛比很能和业界人士拉关系，因此同学们毫不怀疑，她一定会把我们精心包装，以次充好，安插到华尔街去。

某日，黛比特地请了一位资深猎头前来传道。这位女士号称在著名投行索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做过交易员，讲话风格很像《围城》里那位一口一个“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督学大人，只不过她的口头禅是“姐们在索罗门的时候”。演讲完毕，同学们手持简历排成长队，请“索罗门姐们”指点迷津，求签问卜。求到好签的欢喜而去，拿到坏签的闷闷不乐，好不容易轮到我，索姐一边扫视我那毫无金融相关经验的简历，一边听我大侃想当交易员的伟大理想，完后只撂下一句话：

“It will take many years before they let you touch money。” （需要过很多年他们才有可能让你碰钱。）

那口气，仿佛赵太爷对阿Q说：“就凭你，也配姓赵？”

接下来的事情证明“索罗门姐们”颇有先见之明，七八家银行、基金走马灯似地到伯克利挑实习生，竟没有一家叫我去参加校园面试。 我心灰意冷，跑到黛比办公室里诉苦，说黛总帮我随便找个地方发配了得了。黛比倒比我有信心，她目光炯炯的注视着我说：

“机会总有，来了一定要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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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向我发出校园面试邀请的，竟然是高盛（Goldman Sa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