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1943-1944）：最危难的岁月》（40位抗战老兵和亲历者最真实的记忆）

李幺傻，曾从事过公务员、记者等职，在全国多家媒体工作过，发表文学和新闻作品数百万字，出版有《暗访十年》等文学作品八部，现供职于南方某著名报业集团。

【引子：我为什么要写抗战】

这十几年来，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做暗访记者，一件是寻找抗战老兵。

寻找抗战老兵的念头诞生了很久。早在1995年，那时候我还在政府部门上班，当时世界各大媒体都在庆祝二战胜利50周年，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欧美的二战老兵们，戴着勋章，鹤发童颜，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我就想，我们的抗战老兵在哪里？可惜，我在电视屏幕上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后来，我从政府部门辞职了，做了一名流浪记者，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这十几年里，我先后采访了40多名抗战老兵和亲历者，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默默谢世。甚至在临终前，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这个老人曾经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免于灭亡，而与日寇殊死抗争，浴血奋战。他们在沉默与凄苦中度过了一生。

麦克阿瑟将军说：“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渐渐隐去。”

是的，我们的抗战老兵永远不死，现在，我们就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并且代代相传。

我所采访过的抗战老兵都晚景凄凉，他们中，有人终身未娶，有人身有残疾，有人被贫穷压弯了腰，和那些佩戴勋章的欧美二战老兵比起来，我们的抗战老兵被人忽视了，而且忽视了很久很久。

然而，在我采访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怀有怨言，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比起来，我已经很幸福了。”

每次采访完一位抗战老兵，我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制自己狂躁而痛苦的心情，无论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还是走在人流熙攘的大街上，我只要一想到他们，就会泪流满面。我终于能够理解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就自杀了，那是一种彻入骨髓的悲愤，一种无力改变的绝望。我在采访完我们的抗战老兵后，也曾经想到过自杀。

我也彻入骨髓，我也无力改变。

我一直想写这么一本书，写写这些抗战老兵的经历，可是，整整十四年，十四年漫长的抗战岁月，从1931年的“九一八”，直到1945年的日寇投降，材料芜杂，头绪繁多，我不敢下笔，我也无从下笔。我只能不断地阅读描写抗战的书籍，这些坐在书斋里的学者作家们，他们并没有进行田野调查，甚至连抗战遗址也没有去过，仅凭自己的想象和参考资料，就能够下笔千言，妙笔生花。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做，是对抗战老兵的大不敬。

直到前几天，我买到一本崔永元团队的《我的抗战》，我的思路才豁然开朗。

说实话，我很羡慕崔永元的团队。他们有赞助商提供资金，有历史学家提供指导，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有摄影师、编导等一大批人协同作战。

而我，孤立无援，只有一个人在孤独地寻找。

在寻找抗战老兵的路途中，我坐过各种各样的车辆，从火车、汽车，到手扶拖拉机、牛车马车，甚至徒步在山谷间攀援。有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和囊中羞涩，我不得不中途放弃。我想，如果我有他们那样的一支团队，我会找到更多的抗战老兵，让更多抗战老兵的事迹被后代的我们了解和熟知。

然而，崔永元是中国名人，我是无名小卒。我注定了只能独自上路。

我还会继续寻找。

用我卑微的文字，向他们顽强坚韧而风烛残年的生命致敬。

（两点说明：1、因为个人水平有限，年代久远，在叙述中可能会有差错，请大家及时指正。

2、因为暗访过很多黑恶势力和不法窝点，请大家只看文章，别猜测我的信息。）

【第一章：石牌保卫战】

1943年春天的阳光照耀在长江三峡的上空，日夜不息的江水默默地流向东方，空气中充满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躁动。

一天午后，十几架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的上空，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浓密的树林在机翼下东倒西歪，树枝和树叶都在痛苦地挣扎着。石牌村的人四散奔逃，抬起头来，能够看到飞机上的膏药标志，和日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的面孔。山顶上，国军的机枪响了，声音急促地连成一片。日军飞机丢下了几枚丨炸丨弹，村头的一个柴火垛着火了，浓烟滚滚，遮没了半个天空。一头耕牛沿着江边乱跑，一声爆炸响过，耕牛被炸成了几块。

1943年，冯学佑15岁。那天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上空时，他也跟着村人逃避，他躲避在了一条石缝里，看着日军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黄昏时分，冯学佑才从石缝里钻出来，回到村子。村子里哭声一片，穿着军装的国军帮着村人掩埋尸体。就在这天下午，日军飞机炸毁了学校，死了很多学生娃。

时隔不久，村子里的人都搬到了山顶上，因为山顶上视线开阔，日军飞机一从地平线上露面，放哨的人就看到了。更重要的是，山顶上有国军的机枪阵地，和这些穿着军装的自己人在一起，农民们放心。

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山顶上还有人居住，那些躲避敌机的农民，在这里居住已逾三代。

冯学佑说，日军第一次轰炸是从先一年，也就是1942年的冬至开始的，此后，日军飞机轰炸不断，国军的还击炮声，也连续不断。日军曾经乘着军舰登上岸来，国军又将他们赶下江水。一直到大半年后，日军从这里撤走，才再没有见到膏药标志的日军飞机。

冯学佑老人不知道，他所见证的，就是后来被国外史学家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石牌保卫战。

这场对中日战争起着决定性意义的保卫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即将被湮没在漫漫的历史烟尘中，就像那场战争中的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一样。

石牌是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一座村庄，位于长江南岸，北岸是峭壁千仞。长江从重庆流入湖北宜昌，在石牌村外转了一个直角弯，石牌村就在这个直角的弯尖上。稍微懂得军事知识的人，一到石牌村，就知道它的地位位置是何等重要。

而且，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转过了石牌村这个弯角，长江两岸无险可守，可以直达重庆，兵临城下，重庆唾手可得。

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最高长官蒋介石就在重庆。日军占据了首都南京后，如果再占据陪都重庆，中华民族就会亡国灭种。

1943年发生在石牌的这场战役，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当时抗战的形势，用千钧一发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中华民族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座小小的村庄。

守卫石牌村的，是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石牌保卫战，成就了胡琏的一世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