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悄无声息中一天天流逝，不因为你的消沉或者高兴而停留或者加快，转眼已经到了1998年暑假。回到家里，母亲更是苍老了不少，脸上的皱纹深陷，鬓边的白发又多了起来。姐姐的离去已经让她无力承担，误传的哥哥车祸，以及大姐的夫离子散都是她一个人在家独自承担，再加上日夜的操劳，岁月已经剥夺了母亲的幸福和快乐，只残留下那些阴影和折磨。

农村任何季节都很忙碌，不过家里的气氛却是好了些。白梅聪明伶俐，干活也很麻利，给母亲省去了不少家务活，有时候她也跟着母亲下地去做些辅助性的农活，这也让母亲能有个人说说话，散散心。

玉带乡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革之后，在电话电报问世一个多世纪以后，终于知道了电话是怎么一回事，成千上万的乡民们也终于见到了电话的尊容——乡政府安装了一部电话。虽然效果很差，噪音很大，许多时候听不清楚，但是对那些祖祖辈辈生息繁衍，足不出户以至老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他们终于见识了那个几千年来传说中的“顺风耳”，那无疑让他们兴奋不已，这也无疑是他们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工业革命。外地打工的人们把电话打到乡政府，约定让家里人什么时候来接电话，乡政府负责接电话的人再通过熟人给十里八乡的乡民们带信。玉带乡所辖7个村，每个村又分几个组，总共1万人左右。由于面积不是很大，乡民们都以乡政府为中心活动，所以很多人大家都相互认识，即便不认识的，一问几村几组也很容易找个人带到消息，所以负责接电话的人要找人帮忙捎带个口讯也不是件难事。当然乡政府也不是白帮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接电话成功的话每接一次一块钱。大家也觉得这是天经地义，谁也不会管这种收费是不是合理，方便就是硬道理。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乡政府门前每天接电话的人门庭若市，那部电话常常被打爆，乡政府也因此狠狠赚了一笔。父亲也打电话回来问候家里情况，说他的情况也还可以，不用为他担心。

几近原始的农村里奢望空调或者冰箱当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再说摆在被烟熏火燎得黑不溜秋的茅草棚或者古旧的小破房里也会让人笑掉大牙。如果真是那样，那感觉无疑就像项羽在乌江边，穿着一身的铠甲，坐骑不是乌骓却是一辆宝马，在横剑自刎前不是吟诵《垓下歌》而是念叨着：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我轻轻的离开/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夏天里，在农村烧柴做饭的确是件令人郁闷的事情，热得汗流浃背是很正常的。我回到家后，白梅就想偷懒。我常常要和母亲下地干活，她也就只能作罢。但是有时候闲下来的时候，她就不干了，说要我们俩轮流一人煮一顿。我不答应也不行，再说我只有放假才回家，呆的时间也不长，而她要经常做饭，我也更没有推托的理由。我说不过我有个条件，夏天剩饭不好吃不说，到下一顿就臭了，看着白花花的米饭倒掉很是可惜，所以煮饭的人要自己控制下多少米，如果饭多了，做饭的人要负责把所有的剩饭吃掉；如果饭不够，做饭的人要先让其他人吃饱，自己只能少吃或者不吃。规则是公平的，大家都一样，她自然只能依允。

看着母亲日夜操劳，我总是拼命的干活以减轻母亲的劳动，这也让我食量大增。吃饱之后再吃个两三碗饭也没有问题，一会儿就消化掉了，少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所以我总能做到在我做饭的时候没有剩饭。有我这个这么能收缩的胃，白梅一般也没有剩饭。可是有一天中午她确实做多了，她从小就很要强，不肯示弱，就自己拼命的吃。我在一旁笑，母亲也一边笑一边叮嘱她说吃不完就算了，不要拼命硬撑，我也说不要吃了。她看我们在笑，就更不肯示弱。只是到最后实在吃不下了，也没有吃完。我和母亲吃完就下地干活去了，等天黑回来的时候发现门开着，鸡正在自己进鸡圈，可是没有发现白梅。母亲就喊了一声，她在那条最宽最结实的板凳上答应了一声。那条板凳是我们家过年杀猪时候用的，平时用来坐，这种情况在农村是很常见的，一物多用，我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喜欢在那条宽实的板凳上躺着。白梅躺在那条板凳上在呻吟，我问她哪里痛，她也不说，还踢我一脚。母亲也过来问她，她说肚子痛。原来是因为中午吃多了，她把原因都归结于我，对我记恨，所以踢我。我和母亲想起她中午吃饭的样子，都又忍不住笑起来，这让她更加恼火。母亲一边心疼地责怪她说叫你不要多吃你不相信，一边让她趴在板凳上给她提背。这是农村小孩子吃多了之后父母常用的一个办法，很管用，我小时候吃得肚子难受的时候父母也经常给我提背。白梅气呼呼的责怪我，说我不该立下那个破规矩。我和母亲都说那也只是说说而已，谁叫你自己那么当真。后来每逢提起这事的时候，她总会狠狠的瞪着我，掐我的嘴不让我说，还要痛打我一顿才算解气，好像是揭穿了她心灵的伤疤。

暑假里虽然忙些，也很辛苦，可是我们三个人却也其乐融融，有说有笑，忙碌的劳动让我们暂时忘却了许多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