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达川农机校总校，也甚是寒酸，在达川城的西边，习惯上称为西外，西外在达川城经济发展相对还算可以，火车站，当地最有名的达县钢铁厂以及达县罐头厂都在西外。学校具体位于西外的文家梁，在罐头厂的正后面，要不是有人指路，初来乍到绝对很难找到。从罐头厂侧面得小路进去，经过黑暗的几弯几拐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四合院，那就是学校。正门在西北角，一个木板板的牌子上写着“达川农业机械化学校”算是校牌标识，挂在门中央，那个木板有些破旧，让人会误以为学校历史悠久，实际上是木质一般，经不起风吹日晒所致。北面起初一段是围墙，后面紧接着是一栋三层楼的平房，是学校的办公楼，北面的外面是一条马路，对面住的是居民。再远一点是并排着的烈士陵园和火葬场，烈士陵园是农机校学生经常地去处，因为实在没有地方可去，特别是成了农机校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去处，说与那些静静躺在地上的烈士们听，也让那些还没有尝过女人腥味就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在九泉之下感受一下爱情的甜蜜。火葬场的高烟囱特别的醒目，每逢火化人的时候，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烟尘随风到处飘散，覆盖着附近的菜园，菜叶都是青上带黑。刺鼻的恶臭味直达教室，大家经常都是一见烟起就集体捂住鼻子。东面是食堂，食堂外面是农民的菜园。南面是两栋高楼相连，一栋是教学楼，一栋是男生宿舍。教学楼后面是两栋高楼，一栋是女生宿舍，一栋是教师宿舍，都被教学楼挡住了。南面后面是一道很高的粱。最入目难堪的是西边，靠门口是一间很小的保卫室，靠南面是澡堂，澡堂和保卫室之间有几张乒乓球台，但是什么与外部的隔离建筑也没有，是一段空白，但是因为地势比较高，是一道坎，和下面自然隔开。下面是一片凹陷的菜地，旁边有几个农家的猪圈，倒是很显眼。学校的中间就是一个操场，水泥地面，分作了几个篮球场，操场的外围是自然的泥土地面，算是跑道。怎么看也不大像个现代化的学校，怎么看怎么让人伤感，我在后来中专毕业时的同学录上的《回顾与反思》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与感受：
我们不得不适应魏兴的环境，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的惨淡，等一切都已习惯，却又要鬼使神差的往总校搬。总校的一切也是那么的萧条，那么的入目难堪。要不是一个陈腐破旧的木板板上写着“四川省达川农业机械化学校”，就只能当作一座破旧的农家小院；要不是有一个水泥坝子的篮球场，就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地地道道的垃圾站；要不是还零星的嵌着写编制现代文明的瓷砖，就只能把它当作大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杂货摊；要不是还有五星红旗在有气无力地随风飘动，你决不会相信天底下居然还有几个木桩桩上绑几根竹竿作为围墙而至今存在于世的中专。
我们径直提着东西到了宿舍，我们住三楼靠操场一边。每个宿舍只有四张上下铺的床，只能住八个人。因此宿舍只留下了蒲坤，睡门口的第一张床的下铺，经常开关门，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冷，因此他也是意见最大，经常要求上床的张寒不许动弹，说上床动有灰尘掉下，否则就要交换床铺以作威胁，搞得张寒哭笑不得。往里靠窗口下床是彭园，上床是我。我们对面的上床住老大苏雄，下床是赵小明。另外一张床上床住张磊，下床是杨延春。陈劲松、陈迎春、余小春和寇陶住别的宿舍。这种位置相对固定，一住就是几年，直到毕业。即便后来整体搬动宿舍，宿舍里的相对位置也没有改变，虽然蒲坤对此严重不满，提出要抓阄或者靠抢先后顺序决定，但是独木难支，最终大家没有通过，他也只得忿忿不平的作罢。
总校的情况并不比魏兴好，甚至还不如魏兴，特别是食堂就差远了，饭菜是相当的难吃。学校本来空间就狭小，还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星期天晚上封闭校门，周五下午第二节课后才开校门。每逢周五下午第二节下课铃声响起，十里外都能听到全校同学的整齐一致、不约而同的欢呼声，那简直是响彻云霄，直抵天庭。累积起来一周的郁闷都在瞬间爆发，那铃声简直就是上帝传来的福音，把处于崩溃边缘的人们拉了回来，犹如绝望的人在沙漠中望见绿洲，又好像是黑夜中在茫茫大海上望见了灯塔。平时不许自由进出，有紧急事情要出去也得到保卫科开出入证，出入证却是非常的难于开到。开出入证的老师姓黄，四五十岁，个子比较高，一嘴浓密的胡子，头发从来就没有整齐过，也不知道他那个头发是怎么搞的，头顶那一块的头发总是有凸起，有凹陷，经常穿一件皮夹克，说话声音很粗壮，非常严厉，据说是小学文化，同时负责抓迟到早退，或者看谁没有戴学生卡就扣分，每分20块钱，他也是找尽可能的一切机会扣分为学校创收入。20块钱可是50斤水稻的价钱，农村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只有省吃俭用卖粮食。可是水稻从谷种到小秧再到大秧，割谷子打场要经过多少劳动和汗水我可是一清二楚。再说那也是四天的生活费，每天五块钱的生活费在当时还能顿顿吃肉，所以大家都很怕他，碰到他就像是碰上了阎王。高年级的学生还传说，他和后来的校长当时的副校长以前是在达县黑道上混的，他们同属于斧头帮还是摩托帮什么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黄是副帮主，副校长那时还是他手下。后来是副校长在农机校混出了个名堂，就把他拉过来放在学生科的，算是对前帮主的报答，让他改邪归正，不再过打打杀杀的生活，有个好的归宿。所以大家就更是害怕他了，每次开出入证都会被那个前副帮主厉声盘问一阵，像是以前审讯他手下那些马仔，我只是在想，不知道副校长那时候是否被他审讯过。那个副校长行事也甚是诡异，在学校大会上对那些因为打架处以高额罚款的学生宣布，学校不能白收学生的钱，罚款之后学校给学生开收据或者发票，让他们回家找父母报销。我暗自庆幸，我在魏兴分校的打架幸亏没有上报给他。
封闭式的管理把人憋得发疯，校园面积太小，除了几个水泥地面的篮球场和几张乒乓球台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文娱设施。总校还不像魏兴，实在不行可以翻墙而出，这里除了大门唯一能去的就是西面那段没有任何建筑的坎，可是保卫科的吃了饭也总得干点活，抓人是他们的神圣职责，光荣使命，那简直犹如边防战士保家卫国，时刻保持警惕，毫不松懈。那一段地带自然成了重点勘查的对象，麻雀飞过也是难逃他们的法眼。后来学校还不放心，就竖着打了几个木桩，然后在桩上横着綁上几根竹竿，学校用料力求最省，竹竿也不是一根紧挨一根，中间留有空隙，但是即便躯体再娇小的人肯定也是钻不过去的，这就算是围墙。只是每次打乒乓球的时候，如果球从竹竿之间的缝隙间掉出去的话，就只能算是倒霉，没有办法捡回来，本来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你要跟门卫解释半天，那也不一定就让你出去，即便他心血来潮同意了，他也会想监狱官一样看护着你，生怕你逃了出去。所以如果乒乓球掉了出去，那也就意味着跟那个乒乓球永别，大家一般也就只能自认晦气，只能埋怨乒乓球加工厂的工人们为什么不把乒乓球做得跟人一样大呢？这是天底下的奇观，不过对我来说倒是熟悉。这让我想起了我们村子里的村民们搭茅草棚作为猪圈牛圈的情景，那也是在地上打几根桩，上面用茅草做个顶，挡住烈日和雨雪，下面四周也是綁上竹竿或者木棍作为围栏，防止猪牛逃走，不过唯一不同的是，在竹竿与木棍之间村民们会綁上茅草或者蒙上其他东西来避风，给猪牛御寒。我只是在想，要是学校领导去过我们村的话，兴许会在那些竹竿之间綁上写茅草或者蒙上其他东西，那样我们的乒乓球也就不会掉出去，大家也就不会为了捡乒乓球再去和门卫纠缠。不过学校领导都是做大事的人，那可谓日理万机，这种学生利益的小事他们又岂能上眼？只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可能这也不是我们这些庶民们应该知道的内容罢。
学校的生活与中学无异，单调乏味，也很有规律。早上天没亮就起床做早操，然后是早自习，上午四节课，第二节课后是课间操，下午三节课，晚上晚自习，几乎没有什么自由时间。也幸亏是这样，否则自由时间多了，大家还不知道怎么打发，说不定就搞出什么乱子来。大家最郁闷的是周一和周四的大扫除，我们既要打扫教室，还要打扫学校的公共场所，学校公共场所每个班划一块，每次结束大家都是灰头土脸，鼻涕和唾液都全是黑的，都担心长此以往，书没读成，毕业却留下个肺结核什么的。
枯燥乏味的生活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在魏兴还可以翻墙而出，可是这里却不行。大家都憋得发慌，看看校外春和景明，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春色实在撩动人心。农机校的那个水泥坝子和几根竹竿作的围墙也实在没有多少吸引眼球之处，大家于是商量出去春游，去莲花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