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钓鱼一套一套的，很有经验，每次斩获也颇丰。我却没有他那么好的耐心等待鱼儿上钩，所以每次能象征性的钓到一两条鱼就算不错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培养出有堂哥的那份耐心，还经常想再回老家去坐在那些池塘边悠然自得的垂钓，修身养性的去钓胜于渔，可那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我们更多的时候也是打着钓鱼的旗号去，实际上是偷着去池塘洗澡的。当然这个父母也是知道的，他们也会常常在我们走后悄悄尾随到池塘边看个究竟，耐心的等待着我们下水游泳的那一刻的到来，以使他们不英雄白跑路，以对得起他们手里那随时准备待命的棍子，因为棍子下面出好人始终是他们信奉的绝对真理。我们也会在下水之前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结果基本上是徒劳的，池塘边的那些土堆和树丛足以进行地道战，所以从来鬼子没有进过我们村。我们也总会在下水后就抱住一根漂浮在水面上的柏树木头，约摸有八尺长，五六寸的直径，是修学校的时候在坟墓里挖出来的，因为没人愿意和死人堆里的东西纠缠不清，农村人是很讲究这个的，怕晦气。后来我们院子里的一个残疾的老头把那块料背回家去放在门后，每天晚上邻里的狗都会朝着他的门狂吠到天亮，有时候是嚎叫，吵得大家都睡不安稳，于是他又背着那块料放回了池塘。由于柏树木质好，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腐烂。我们抱着那根木头学游泳，那根木头成了我们的游泳老师。先是抱着木头，然后用力推一把木头，为了活命，就不得不拼命的去追赶木头，经过无数次这样的试验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游泳，虽然姿势极不标准和优美。当然这个过程之中淹过无数次，喝过不少牛和人洗澡后沉积在池塘里的臊水。直到现在我对那块木头也还颇有感情，每次回家我都要去看看那位陪我童年时代度过无数个夏天的“游泳老师”。它仍然静静的无声无息的躺在那个池塘里度过它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很快，成绩出来了，大约是在1995年8月中下旬出来的。我和刘毅一大早吃了点饭就赶到学校去看成绩，谁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我们各自到班主任那里看成绩，我一去我班主任老师就对我说：刘凡，你和刘毅俩兄弟都考上中师委培了，今年学校共考上了五个。那年整个草坝中学就没有一个人考上中师统招，因为那种教学条件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每年的统招名额是在少之又少，那几乎跟八股时代中举一样艰难，折磨得多少读书人死去活来。委托培养需要到文教局去签订委托培养书，不过那是退后一步的事情。中师委培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基本上是没什么感觉，上了就上了，没上就没上，没什么大不了，那么懵懂的年龄哪里知道这会关乎我们的命运。只是只要我们两兄弟结果相同就行，要上都上，要没上都没上，这样回去好给父母交差，免得被他们把其中一个人作为参照物，那样的话估计我们身上的皮肤又要和棍子有亲密接触，至少我是这么想。不过班主任也同时告诉我，委培需要交6600块钱的委托培养费，虽然我对前途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以，但对于这一数目的钱我是有深刻了解的。我清清楚楚记得每学期交那么100多块钱的学费时父母到处给人家低声下气的借钱，有时为了人家方便甚至是要跑到深更半夜。有一次我老爸在去借钱的路上不小心摔到了路下面一丈多高的沟里去了，脊梁骨摔伤，住了三个月院，对本来就是捏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家里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每逢天气变化父亲脊梁上还疼得厉害，让他忍不住痛苦的呻吟甚至有时候连饭都不能吃，许多次我都是端着饭碗默默的站在他的床前一言不发，控制着眼泪静静的祈祷他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等我赚到钱让他好好颐养天年，以补偿过去他所遭受的那些苦。借钱谁都知道，关系不好开不了口，关系好的一般都没钱，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钱人家是不会跟我们这些穷人关系很好的，而且富人对穷人的态度也是谁都知道的。再说那时候农村也普遍很穷，除了粮食以外基本上没有别的什么经济来源。如果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家人平均也就能收上三四千斤水稻，除了一家人一年的节衣缩食的口粮和上交国家的任务以外，最多只有1000斤可以卖了，40块钱一百斤，也就能卖个四百块钱。其他粮食如玉米小麦大豆以及红薯土豆什么的都只够拿来喂猪，以及人用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充饥填饱肚子，没什么卖的。况且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一家人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等等都还需要开支。所以一家人能管好自己家里的日子磨得过去就的确算是不错了。

上中学时那只是一百多块钱的书学费，相对于6600块钱这个天文数字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即便借遍整个村子也难以借到两千块钱，没有熟人跑关系，穷人在银行里也是没有信用的，所以根本就不用指望银行。卖掉全家靠着它耕田吃饭的那头水牛以及我家仅有的四头猪和所有的粮食也难以凑足3000块钱，加上最好的预计能在村子里借上两千，那也还差将近两千。况且除了这6600以外读书还要花钱，我想我要是真去读的话除了自己卖血来维持我的生活费，否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说我天生就生的瘦骨嶙峋也没多少血可卖。而且如果真的卖掉猪牛和家里所有的粮食的话，一家人注定开不了锅，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活活饿死，况且我姐姐在那年冬天就要出嫁了，更得花钱。当然这些念头在脑海中一闪就来了，根本不用细想，那也就意味着根本没有去读的必要，况且中师出来之后每天辛辛苦苦的至少在乡下小学上八个小时的课，每个月也只有可怜的三四百块钱。那也要工作许多年才能还清读中师委培所欠的债，所以想也不用多想有没有读的可能，那只是一个可以值得我们兄弟炫耀的骄傲而已，在创造了我们小学毕业连袂考上重点中学之后双子星座又一次创造历史的连袂考上了中师委培。

回家给父母大致说了一下情况，只是客观描述，没有高兴也没有悲伤。那时候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前途和命运，习惯了祖祖辈辈守着那一亩三分田的日子，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理想和追求，就如我老爸经常给我说的那句话：我那把青冈树做成的犁头是给你准备好了的，我是随时准备退休，只要你愿意。那也就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生活轨迹的真实写照，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村里也没有人能够摆脱那个轮回和宿命。所以在潜意识里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事实。由于天生的骨子里就流着农民的血，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着耕地，而且还很喜欢这个行当，再加上我从小就爱骑牛，对驯牛更是有一整套技术，因此我教会了许多小牛，把他们驯得服服帖帖。耕田耕地时他们总是很听我的使唤，到小学毕业时候我就已经是耕地能手。我爸爸是庄稼人里耕地耕得很好的那种，他都对我这个弟子的耕地技术颇为满意，我也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此他也常常说看来你是天生就是打牛屁股的相，长大了也就只有耕田耕地的命。我也常常说我技术好是因为强将手下无弱兵。因此只要在家里，耕地砍柴这类活对我来说就像每天喝水吃饭一样习以为常。

当然我老爸老妈也就是对农活精通娴熟，像对我前途这类大事的谋划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不能怪他们，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他们都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正值该上学读书的时候恰好赶上六十年代初的全国三年大饥荒，人都饿得要死，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哪里还顾得上读书。听我外婆讲，我妈那时候饿了三天，眼睛都睁不开了，大家都以为死了，准备在楼上抽几匹木楼板用钉子订个小木箱把我妈装起来扔在石崖里。那时候小孩子死了一般都是那样安葬的。我外婆摸我妈胸口好像还有微弱的跳动，就抱着死人当着活人医的想法抱去看医生，我外公说那是白花力气，阻止外婆，毕竟外婆心软一些抱着我妈去看了医生，我妈才捡回了一条命。我老爸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爷爷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爷爷死的时候我老爸才八岁，刘毅他爸爸才5岁，奶奶一个人拖着我老爸他们四兄妹，也是在一次次的与死神擦肩而过中颤颤惊惊的活过了那几年。然后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俩都没有上过一天学。除了日复一日的劳动之外，对我前途大事根本也不可能有什么筹划，反正就是日子一天一天慢慢过，不知道哪里是终点，哪一天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