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故事

在我所要写的这个故事发生之前，春华是北美大陆八百万华人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个。早晨九点上班，傍晚五点下班，工作地点就在唐人街“天下为公”的牌匾对面。这样的牌匾在美国和加拿大不论哪个城市的唐人街都有一个，形式统一得惊人。

她是个护士，老板是个自己出来单干的医生，姓张，也是华人，并靠着华人这个头衔在唐人街租下铺面，专门做华人的生意。头几年老板还来坐坐诊，看点头疼眼热的小病，但这样的经营模式很快被老板自己推翻了，因为他意识到会到这里开看病的华人大部分都没有保险，来这里就是图个便宜，而且除非是病到实在撑不住，不然打死也不愿揣上钱包跨进诊所一步。既薄利又不能多销，这就决定了必须要变革。于是他不厌其烦地数次申请填了几百张表格，终于被移民局批准成为这个城市绿卡体检的指定医师之一。每个想要获得绿卡的人都必须去移民局指定的医师那里体检并获得健康证明，有保险没保险，再贵也得去。而他作为这座城市乃至城市周边几十里唯一一个会说中文的指定医生，理所应当就垄断了这块地皮上华人绿卡体检的生意。体检一次两百五十块美金，每半小时接待一个病人，中午也不间断，一天就是四千美金，一个月八万。还需要看什么病呢，只是这个就足够他养足一家老小并在城郊最贵的富人区买下一大栋城堡一样的别墅了。

而春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老板看上并聘请进来的。她相貌平平，英文也不怎么好，但人老实，可靠，而且异常耐心，太适合对付问题不断纠缠不休的来这里体检的各色中年和老年妇女们了。体检这件事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抽个血，打几个移民局规定要打的防疫针，做个肺结核皮试，然后在统一的表格上盖章签字，日复一日就是这几件事情，就算再笨的人也会了。于是除了偶尔来探班，老板越来越放心把生意都交给了她。

春华出国的时候并没想到将来自己每天的工作都将在唐人街牌匾对面、两间加起来不到十五平米的房间里完成。那时候她是满怀治病救人的理想的，想去美国学习先进的护理知识，然后能在那里巨大而有条不紊的先进医院里面忙碌救人。那时候还没有《格蕾医生》之类的医院系美剧，如果有，它们就是春华理想的写照。就是怀着这样的理想和对自己所处环境这样那样的不满，她毅然从自己工作了八年的医院辞职，历尽艰辛辗转关系，终于通过特殊人才引进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她才发现自己的理想和这里庞大繁杂的医疗系统相比是多么微渺。且不说语言障碍让她在工作中频频出错和同事也屡生龃龉，也不说移民局对于外国人种种严苛而铁面无情的规矩和限制，单只是她每天都必须目睹的诸如垂死病人苦等几个月仍等不到住院床号、或者保险公司明知病人急需却仍故意不批准经费以致延误治疗、或者医院因为病人失去保险付不起账单而强行停药、或者病人只是看个发烧也要预约等上一个月这样不合理的制度，这些都让她越来越感到心寒。原来美国远非净土，而美国的医院也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是治病救人的乐土。

就在这个时候张医生找上了她并向她抛出橄榄枝。她没有多想就接受了。张医生给的钱一点也不比大医院少，而且没有急诊，不用夜班，也不存在时不时撵人出门这样的重任。理想有多重要？当它无处实现，它就变得一点也不重要。于是在三十五岁那年她再次跳槽，来到这个唐人街牌匾对面的两居室开始了她每天填表抽血打针收钱的生涯。

春夏秋冬，季节非常轻易地就几经变更，而她也在表格和血样间渐渐奔四了。奔四的春华做起事情来越来越得心应手，应付难缠的客人也更加气定神闲。她在城郊一个不错的中产阶级区花三十万美金买下一户公寓，两室两厅，窗明几净。自从买了房子，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满足于朝九晚五每个月有高额固定薪水的生活，上班的时候打开电脑放些高山流水的背景音乐，一天很快就过去，然后就是自由自在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时间。她给自己报了成人夜校，学完烹饪学摄影，学完摄影学跳舞，还参加了几个当地的华人社团，到了周末就结伴去爬山，划船，野炊，逛博物馆，找各种饭馆吃饭。

年届不惑的春华认为，自己的人生就将这样一天一天过去。有房有车有高薪和各种医疗及养老保险，连绿卡也有了，多少人背井离乡来到美国想要得到的东西，她都得到了。还缺什么呢？实在不缺什么了。

如果不是母亲每次都在电话里反复提醒，春华从心里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巅峰，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争取。偏偏母亲不满足，觉得她不仅缺少东西，而且缺少得简直太多了。

那些东西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一个词：丈夫。

“眼界不要太高，随便看着差不多就好了，现在这把年纪了，都得让别人挑咱们，由不得自己嫌东嫌西……”母亲的台词每次都一样，差别不过是一些句子的前后顺序。

春华从不顶嘴。张医生没看错人，她脾气好，而且好到了一种程度，能让和她抱怨的人怨着怨着就不好意思再怨下去。对待母亲也是这样。她总是笑眯眯地听着，在需要应答的地方应声，在需要沉默的地方沉默，不辩解，不反驳，不拒绝。

但母亲的唠叨和客人的纠缠不同，前者毕竟关及自身。于是每次挂下电话春华都会不由自主出一会神。

她不是不想结婚。读卫校那会儿，在中国医院里做护士那会儿，甚至到了美国以后，都有过相处的对象。但她的人生好像一辆不断变道的火车，总是在快要水到渠成的当口忽然换了地方，说走就走。等到终于安定下来，知道自己再也不想挪地方了，却已经奔四了，社团圈子里的男人们不是结了婚就是离了婚并和年轻的女人再次结了婚。

等到自己买下房子，在签协议的那一刹她忽然看清楚了。既然是一个人过，那就把自己当家吧。自己和自己作伴，左脑当男右脑当女，寂寞的时候去健身，因为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更是养老的本钱。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她愈来愈泰然自若，时间就这样又走了几年。在深秋的某个午夜，春华一个人在熟睡中迈入四十。

故事就发生在四十岁的春华身上。在故事发生并在网上流传开来以后，我和我的同事有幸采访上了她。她的相貌比我们预期的更为平常，态度非常谦和，无论我提出的问题怎样尖锐都保持着微笑的神情。直到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结束，她都是微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