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中亚及外高加索国家的稳定，因为在苏联解体时，除俄罗斯形成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能够与俄共一争高下的政治力量外，其他加盟共和国基本没有可以取代共产党的人物和组织。当苏联一哄而散的时候，很多加盟共和国在没有其他政治力量的情况下，只好将共产党更名改姓，以适应新政权的需要。但多数原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在这些国家执政。据统计，在苏联解体初期，有九位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摇身一变，成了独联体国家的总统，而且多数在第一、二次换届选举时得以连任。现在，苏联解体已经14年了，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西方的渗透，由于波兰、立陶宛这些国家的示范作用，各国都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亲西方的“民主力量”，其中像格鲁吉亚、乌克兰发展的相对快一些，有的中亚国家可能刚刚孕育。实践证明，在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只要西方在适当的时候为其投放足够的催化剂，政治形势马上就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即使是势均力敌，只要有西方插手，政治形势就难以驾驭，要么发生内乱，要么将权利拱手相让。
这种危险自然也会波及到俄罗斯内部的自治共和国，尽管从法律程序上讲，这些国家并不具有独立和选择方向的资格，但像车臣这样本来就与联邦政府有几百年积怨的地方，一旦有外界条件对其施加足够的影响，自然会揭竿而起。
通过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吉尔吉斯这三场“革命”实践，美国很可能从理论上总结出一种削弱或肢解俄罗斯的“去俄罗斯化”模式。虽然将其应用在俄罗斯自治共和国身上还没有先例，但相信美国不会不对这些共和国进行渗透。而在这些自治共和国中，车臣当然是美国的首选。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美国认为在车臣已经有了实现“民主”的政治基础。2004年8月，也就是在车臣又一次选举总统前夕，马斯哈多夫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宣布改组他那名存实亡的政府，新一届内阁成员为：
政府总理——马斯哈多夫·阿斯兰·阿里耶维奇；
卫生部长——汉比耶夫·乌玛尔；
财政部长——阿布杜拉耶夫·苏比扬；
文化和信息部长——扎卡耶夫·阿赫缅特；
内务部长——苏鲁姆哈吉耶夫·阿普基；
国家安全部长——乌马罗夫·托卡；
民防部长——比苏尔塔诺夫·阿普基；
外交部长——阿赫玛托夫·伊尔亚斯；
司法部长——玛哈舍夫·卡兹别克；
通讯部长——穆尔达舍夫·瓦西塔；
经济部长——比萨耶夫·伊萨；
教育和科学部长——胡萨伊诺夫·阿布杜尔·瓦哈布；
政府发言人——阿伊布耶夫·佳乌迪。
这是一个连流亡政府都不够资格的机构，难怪有的国际问题专家将其形象地称为墙上的总理，抽屉里的部长。但美国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机构，至少其中的几个人正是代表车臣实行“民主改革”的政治力量。为此，美国在一直坚持马斯哈多夫是车臣合法总统的同时，无视俄罗斯的抗议，接受了这个“政府”的外交部长阿赫玛托夫在美国避难的请求。英国也效仿他的盟友，允许新任文化和信息部长扎卡耶夫继续在伦敦进行非法活动。对于俄罗斯来讲，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美国一直囤积着许多国家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领导人，其中有的已经在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搞垮原有的政权后，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2）高加索地区在冷战结束后日益上升的国际地缘战略地位，对美国产生了强大吸引力。随着格鲁吉亚倒向西方，美国终于在其垂涎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高加索有了立足之地。从此，这里必将成为美国与俄罗斯角力的前沿阵地。对于美国来讲，在高加索的争夺不仅可以进一步肢解和蚕食俄罗斯，更深层次的意义还有向南包围被其称为“无赖国家”的伊朗，向东直捣俄罗斯的后院中亚五国。此外，从进几年来世界石油市场的走势来看，如果谁能控制高加索，谁就能掌握里海的石油流向，在这场经济领域的较量中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基于这样一些原因，美国一定要在车臣问题上同俄罗斯纠缠，其途径很可能是先争取车臣问题国际化，以便堂而皇之的公开插手，然后，再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实现车臣独立。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发生后，美国和西方政治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批评俄罗斯的车臣政策，主张俄军队撤出车臣，由国际维和部队或北约取而代之，维护高加索地区的稳定。美国还公开表示要与车臣分离主义分子接触。
同样在别斯兰事件发生后，在普京发表反恐八项措施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其中有些条款是“民主改革的倒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也在9月14日表示，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行动中坚定地同俄罗斯站在一起，但重要的是，要在反恐和国内改革及民主进程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从美国的这些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俄罗斯的态度如何，车臣分裂分子与外部势力之间的联系都有可能逐步公开化，高加索问题也将进一步国际化。最后，车臣非法武装的行动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关于这一点，俄罗斯本身也十分清楚。别斯兰事件发生不久，普京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俄罗斯的一些敌对势力企图使某些地区从俄罗斯分裂出去，而这种做法得到了其他势力的支持。他说：“他们的想法是作为核大国之一的俄罗斯仍对他们构成威胁，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2005年2月16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内务部长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在内务部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席会议上，将俄罗斯的这种看法说得更加清楚。他说：“影响俄罗斯内部犯罪情况的主要因素仍是国际恐怖势力挑衅。恐怖策划者大大利用了种族和宗教差异，目的是加强在我国境内的违法活动，使俄罗斯发生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改变。”“而俄罗斯境内国际恐怖主义背后的默许支持者是西方国家。”这是车臣走向“独立”的最大隐患，也是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危险。
居安思危
这是一部令人心情压抑的作品，因为它充满恐怖、凶杀和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硝烟。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国度，发生在兄弟民族之间。到头来，战争的创伤要自己去医治，摧毁的城市要自己去重建，亲人的遗体要自己掩埋。
俄罗斯的不幸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让我们意识到当身边还是蓝天、鲜花和红旗的时候，就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对于历历在目的车臣问题至少有以下这些教训值得借鉴：
1在历史的长河中化解民族积怨
车臣问题尽管是由多种条件诱发的，但车臣与俄罗斯两个民族的历史积怨是一个主要原因。其实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都会有一些恩恩怨怨。不敢正视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或者让某个民族的后代为历史承担责任，显然都是错误的。
民族矛盾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但使其化解的办法却很少，除了制定和执行能够为各民族认同的民族政策外，最有效的还是让历史的长河将其淹没。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几个少数民族都曾经统一过中国，在他们对中原的征讨中，与汉族的矛盾可想而知，否则就不可能产生文天祥、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这些民族相处得非常友好，这就是时间和历史的功绩。但是在这个漫长的、化解民族矛盾的过程中，至少有两点需要注意：（1）各民族政治家都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势胸怀，善待万物。记得一位哲人讲过这样一段话：“宽恕一词散发着神秘的气氛，蕴含着温暖与力量。它象征着理解、松弛，一种友好的行动，具有抚慰、愈合、重新结合以及重建关系的力量。”可以说，如果政治家们能够将这种精神应用到处理民族问题上，民族矛盾至少不至于激化。（2）要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是个火药桶，为此，任何人都不能利用它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甚至不要轻易去触碰民族矛盾的伤疤，否则必将玩火自焚。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可能与俄罗斯人的性格、文化及苏联时期的国体有关，从苏联到俄罗斯的领导人在处理政治、民族、国际和其他问题时，总是给人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这种感觉从他们对待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对待斯大林、对待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许多问题中都有深刻的体会。
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特殊关系，苏联的作风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在其晚年习惯于运动式治理国家的作风，在理论上讲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我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在处理诸如“大跃进”、“大革命”的后遗症时却采取了完全有别于俄罗斯人的方式，其效果是在纠正个别领导人所犯错误的同时，使党的正确路线、方针、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种政治上“软着陆”的成功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几年前，俄罗斯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过尤里·别洛夫的一篇文章，文章写道：“在当代中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新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下逐步被克服，而毛泽东的民族和国家独立的正确思想得到维护。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长期寻求独立的过程中，毛泽东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政治家们找到了不对毛泽东搞人身攻击的聪明的办法，捍卫了人民的历史丰碑，没有割断时代的联系。”文章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表现出的常人难以想像的政治素质和聪明才智，将中国领导人处理这些遗留问题的做法称之为宝贵的经验。
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评价毛泽东和纠正他晚年所犯错误更困难的问题并不多见。可以说，如果能将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和方法用到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上，56个民族一定会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2 将民族分裂势力消灭在萌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