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师父和他的女人们都属于那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人，开了饭馆，想做点别的生意，多元化经营，就有了和师父的再次联络和厕所的项目。

开着中华民族园那边的饭馆就是台湾驻京办了，和我一样，他们不领取任何台湾的工资。当时中华民族园还没有建成，饭馆矗立在一大堆平房中间，显得很是局气。

厕所的概念很先进，就是用生物降解粪便，将粪便转化为水，再用水去冲厕，实现两个目标，一个是节水，一个是污染物的就地转化。

讲师北京人，有关系，七搭八搭就拿下了昌平的项目，合同额20万，在昌平城中心建一座四个厕位的环保厕所，台湾人提供菌种，工艺设计师父来搞，具体操办由讲师开着车和我一同操办。

世界杯没有开完，厕所就建成了。厕所有个管理员，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我搞微生物调试，没事的时候也帮着打扫打扫卫生，收收费，也算是个管理员。

概念好，但技术依旧达不到，我经常在半夜从环卫中心步行至厕所，打开后门，将粪水派到下水道或者草坪，将自来水加进去。阿姨常说我技术好，就是我走后也经常这么说，她哪里知道这里另有乾坤啊！

忘了交代，那时的我住在昌平的环卫中心的一个办公室里，依旧是打地铺，好在夏天，地铺还是很舒服的。偶尔回学校请还在上研究生的同学吃饭，都给台湾人打工了，请客时必然的。

然而那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正紧收入，讲师和第二夫人对我也仅仅是请饭而已，又没有给扬老板做事，当然不会有扬老板哪方面的收入。

本以为会很快回扬州，但只要一天没有收到尾款，就要搞一天的调试，就是要半夜搞搞小动作。从六月初一直干到了八月底。

那一年的北京很热，七月有一天地面温度达到了四十多度，所有的车尤其是夏利都开着前盖再开，我那一天从马甸桥走到中华民族园，汗如泉涌，走到饭店的时候几近虚脱。

厕所旁边就是一个小卖部，老板上厕所我不收费，我喝他们啤酒也是批发价，当时普京两元一瓶，退瓶一块五，我喝只要一块二。一瓶纯净水一块钱，一瓶可乐三元。当然是喝冰镇啤酒最合适，一到中午，我就会拿着一瓶冰镇啤酒，坐在厕所门口，和那里趴活的司机侃大山。

吃饭我不敢太过奢侈，早饭一般不吃，中午吃一块七毛钱的一张大饼，外加一些榨菜，晚上为了看世界杯，就在环卫中心门口的小饭馆要一碗4块钱的炸酱面，偶尔会来一瓶啤酒，一坐坐两个小时。

到了八月份，我给弟弟汇了一千元，他上大学要用钱，我想，将来一定不要让他和我一样苦。

师父来过几趟，每趟都是由第二夫人开着车到昌平转转，之后便到中华民族园那边的饭馆，去昌平没有讲师，到饭馆却会和讲师把酒言欢。

讲师好侃辽沈战役及四野实录，一讲一套一套的，师父好提当年之勇，顺道把我拎出来讲讲广东的革命岁月。二人各讲各的，面上都很客气，第二夫人也不时说说讲师，嗔嗔师父。二锅头酒更是一杯接一杯，一会儿就一瓶。如果不知道，还以为这是三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呢？

这种场合，我很尴尬，因为我不知道是该和师父叙旧，还是和讲师谈史。只能蒙头吃饭冷眼旁观。我发现，讲师在这个场合总是表现的很文雅，胡子肯定是新刮的，肯定不穿T恤穿衬衫，而且一定是白衬衫，说话的时候标准普通话，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师父在这个场合表现的却很霸气，吃着吃着就会把鞋脱了把脚放在凳子上，一个手夹菜，一个手揉脚，揉脚的手还兼着端酒杯。再过一会儿，会发现桌子上突然多了一只不明物，再细看，师父的脚已经裸体了，袜子上了桌子。

大概是上了年纪的人脚不出汗，很客观的说袜子没有味。第二夫人一般会在这时把袜子拿下去，同时说要注意卫生，师父会接一句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你应该知道的啊。

参加了两次他们三人的饭局，我就没有再去。

那年夏天，我这个厕所管理员就在世界杯、啤酒、黑夜、粪水这些关键词中度过了。我不是没有私心，我的私心在于成为台湾公司的正式员工，据说那样一个月能拿到四千元，人民币，不是新台币。

第二夫人对我不算好，主要还是不给钱，扬老板也不给我钱，我就像一个没人疼的孩子，在师父给我画的饼中生活着，这个饼，当然是台湾公司的饼。

台湾公司的领导也过来看过我，和师父一样，他们在厕间看看，到操作间看看就算考察完工作。之后会拉着我去旁边的肯德基坐坐，肯德基有空调，请我喝一杯可乐，对我激励一下士气。当我和他们的可乐都喝完之后，一般他们都会由第二夫人开车返回市里，不用说是到中华民族园那边的饭馆吃饭。每次都照价付钱，听讲师说这帮台湾人很抠门，一次就吃四百多，连瓶好酒都不上。

就在我憧憬台湾公司工资的时候，一次厕所门口的邂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十八、神秘的厕所访客

2002年的那个夏天，傍晚除了看世界杯，就是到环卫中心门口的巷子里找一个算命的聊天。

算命的不是瞎子，是一个和我岁数相仿的河南小伙子。在他赛场休息的时候，海阔天空的一通聊，久而久之混熟了，让他免费给我看了看，他说我将在八月份转运，我笑了笑，认为不过是牵强之词，后来才发现一语成谶。

八月份我的厕所来了两个特殊访客，一个是开着宝马车，由环卫中心主任陪同过来的，是个女老板，前前后后看了一圈就和第二夫人一同走了。

第二个是个深圳客人，我还记得那天是个中午，我正在厕所门口喝啤酒，突然一辆夏利车停到了我面前。下来了两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女的还抱着一个孩子。其中一个男的给我说了来意，是从环卫中心了解到我们的技术，想要合作。

那个男的其貌不扬，身边的男人更是不发一言。我说领导不在，我只能给你们介绍一下，但不能带你们参观。我知道就是他们把成套设备搬到深圳也不好使，可是作为技术持有方这点矜持是要有的。

那个男的笑笑说没关系，约我到肯德基去坐坐。这次除了大可乐，还有一包薯条。这个男的是个老板，给我看了他包里广东某市的合同和批文，关于环保厕所的，某市一次性采购了他600万的环保厕所。比这更惊人的是，他说在广东的地面上，他能约出来任何一个市长吃饭。

深圳老板和我谈完，坐着包来的夏利车扬长而去。我急忙给师父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且说，这位老板会到任何一个城市和他会面，洽谈合作事宜。

过了几天，师父说让我结束北京的事情之后去深圳帮这个老板，这个老板是中央某常委的小舅子，实力非凡。

又过了几天，师父让我到中华民族园的饭馆和讲师及第二夫人汇合，下午到一个公司去做技术交流。

下午去的这个公司就是那个女老板的公司，一同去还有台湾公司的董事长和师父。

这家公司在中关村的一个大厦里，我只记得这个大厦算得上金碧辉煌。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女老板抽着烟和师父及董事长侃侃而谈。讲师和我低头在笔记本上记着要点。

女老板据说中央很有关系，言谈中都是某某市长某某省长对她如何如何说，无非就是让她做当地的环保项目。可是他没有太好的技术，所以需要和台湾方面合作来拓展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