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班禅和达赖第一次成为师徒关系，

长者为师，幼者为徒，从此成为定例。

1614年，罗桑却吉又给四世达赖授了比丘戒。

木虎年(1616年)十二月十五日，

四世达赖在哲蚌寺的噶丹颇章突然暴亡，

罗桑却吉赶到拉萨，主持云丹嘉措的超度仪式，

并祈祷灵童早日转世。

1625年，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又应邀到拉萨，

为五世达赖剃度，取法名阿旺罗桑嘉措，并授了沙弥戒。

1638年，他又给五世达赖授了比丘戒。

1642年，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筹划，

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帮助下，

打败了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的势力，

建立了以达赖为首的噶丹颇章政权，

从此才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

在这场斗争中，四世班禅罗桑却吉是实际的领袖，

达赖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来源于班禅的主张。

但在公开场合，他常以“调解者”的身份出面，

并且非常谦逊，从不居功。

由于他的威望和功绩，

1645年固始汗赠给他“班禅博克多”的称号。

“班”为梵语“班智达”的简称，

意为精通佛教五明之学的贤哲；

“禅”为藏语“钦波”的简称，意为“巨大”；

“博克多”是蒙语，是对睿智英武圣明之人的称呼。

从此“班禅”成为这一活佛转世系统的专称，

对别的佛教学者不再用这一称呼。

自四世班禅以后，

札什伦布寺的赤巴都由历代班禅大师担任，

其他人不能充任此职。

四世班禅不仅是一位功德无量的宗教领袖，

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

他为格鲁派的发展，为维护祖国统一，

为促进汉、满、蒙、藏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

西方人的魔爪来了

1774年，英国东印公司与不丹发生战争，

不丹国王请六世班禅写信调解。

英国驻印总督哈斯汀士遂利用这一机会，

派遣东印公司职员英国人波格尔擅自闯到札什伦布寺见六世班禅。

六世班禅用印度语与他交谈，

强调不丹是中国藩属，而西藏属中国领土，

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

对波格尔提出的英国与西藏建立联系、

英方与西藏自由通商、

请介绍到拉萨见驻藏大臣并在拉萨设立代表等要求，

一律加以拒绝，使波格尔的计划未能得逞。

（英国第一次分裂中国的阴谋破产）

七世班禅丹白尼玛

此时的西藏开始遭到外国势力的侵略，

廓尔喀人两次攻入西藏，把扎什伦布寺抢掠一空，

（廓尔喀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人，也是英国人背后鼓捣的）

当时清朝政府及时派兵入藏，

将侵入西藏的廓尔喀人全部驱逐出境。

在廓尔喀人入侵时，

扎什伦布寺本身不仅遭到重大破坏，

扎寺所属百姓，更遭到敌人的残酷蹂躏。

由于七世班禅的辛勤工作，领导有方，

再加上国家的大力支援，

到七世班禅晚年时，

扎寺及所属百姓，基本上恢复到灾前的水平。

这些都应说是七世班禅的贡献。

七世班禅一生经历了清高宗、清仁宗、

清宣宗和清文宗四个皇帝的统治，

和他共事的驻藏大臣前后有37人，帮办大臣有39人

七世班禅始终坚定地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

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历代皇帝都是非常恭敬的，

对历任驻藏大臣都是很尊重的，

凡是扎寺的大事，都通过驻藏大臣请示皇帝批准；

清朝皇帝要他办的事情，他都是尽心尽力办理。

所以历代皇帝与历任驻藏大臣对七世班禅都是很信任的。

这是七世班禅在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重大贡献。

另外，七世班禅是八世达赖的徒弟，

他又是九、十、十一世达赖的师傅，

他和这几代达赖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他很注意搞好与达赖集团的关系。

在他治理下的西藏

基本立场坚定，鲜明。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元月4日，

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

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

在此双方又发生激烈的战斗，

江孜堡垒被毁，藏军损失很大，英军也死伤不少。

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卫战。

8月初英军攻占拉萨。

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拉萨的前夕，

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

被迫出走，经过青海，到了外蒙古。

对此，驻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

“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

清朝政府回电：

“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然而，九世班禅是有政治远见、顾全大局的。

他考虑到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

由他代理达赖的职权，只会增加他们之间的隔阂，

对西藏内部的团结是很不利的。

因此，九世班禅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

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

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

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

没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

英帝国主义者乘十三世达赖逃亡之机会，

命在江孜留驻的鄂康诺大佐

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军50余人，

突然到达日喀则，借口他不日即将回国，特来向九世班禅告辞。

九世班禅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鄂康诺。

在接见中，鄂康诺突然提出让九世班禅赴印度。

“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

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

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

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等语”。

并且以英军要占日喀则和忆什伦布寺为由进行威胁。

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10月12日离日喀则去印度。

九世班禅到印度后见英皇太子时，鄂康诺要班禅跪拜，

“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

仍行执手常礼。”

当时清朝政府外务部

“已电达驻印钦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会则可，

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

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

这样，英人的阴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九世班禅。

九世班禅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

在江孜休息两天后返回扎什伦布寺。

这次班禅被迫赴印，未做丝毫有损主权的事情。

1909年（清宣统元年）4月 15日，

十三世达赖又自塔尔寺启程，

八月初八日到达西藏北方的重镇那曲（黑河）。

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扎什伦布寺远道前来那曲，欢迎达赖回藏。

与此同时，川军入藏，对此达赖不满，

遂与驻藏大臣发生尖锐矛盾。

按理讲，驻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

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当的，

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

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

中央政府有权也应该派遣军队进驻西藏。

但是，在1910年

“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驻藏大臣）派卫队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