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明笑着说：“一点也不可惜，有毒的东西，还是不留的好。我们大人没所谓，现在孩子出生了，总会到花底下玩，万一真的有毒，岂不是害了他一生？”

屋里传来金玲的喊声：“赵金明，你去买韭菜啦？还不回来。”

赵金明答应着，客气地招呼我说：“去屋里坐吧，外面蚊子多。”

我随着他一起进屋，看到薛冰抱着孩子站在神龛前，指点着祖宗神位说话。

她是在教孩子认祖宗？我哑然，这孩子连话都不会说，他会懂得认祖归宗？

从金玲家回来，连接两天我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报告，期间柳权书记过来看过我一次，嘱咐食堂老王打破常规，要解决我的一日三餐问题，并且要求饭菜的质量要高，每餐还配白酒三杯。按柳书记的说法，人在写文章的时候，不能太清醒，一定要有状态。他举了个例子，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一个秘书，三杯白酒下去，不说文章流传千古，也应该掷地有声。

如此重托，我诚惶诚恐，写了改，改了写，地上撕了一地的纸，终于写成了一篇洋洋千言的报告。

其实写报告，忌讳长篇大论。但由于苏西乡的情况特殊，没有长篇报告，打动不了各级领导的心。

我从苏西乡解放前写到现状，从政治角度写到经济发展需要，从生产角度引申到生活的必须。

柳权书记在阳光灿烂的办公桌前逐字逐句看了两遍，最后一掌击在办公桌上说：“就这样定调了。陈秘书，你辛苦了。”

我疲惫地笑着说：“书记你满意就好了。”

柳权大手一挥说：“我满意还不行，还要县长满意，还要市长满意。还得辛苦你，跑一趟吧。”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说：“有些事，未必就是坏事。你自己看看吧，年轻人，机会多着哪。”

我接过一看，是市委组织部的内部文件，大意是全市下乡搞社教的干部，要抽调一部分人到市委党校学习。其中春山县四个社教干部三个去学习，独有我一个人，要延长社教工作时间。

这份文件让我又惊又喜，惊的是四个走了三个，喜的是我的名字现在堂而皇之出现在市委组织部的文件上。这表示上级肯定了我的国家干部身份，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要知道两年前我还是个机关的勤杂工，什么身份都没有，甚至还不是正式编制的人。现在我确定是个国家干部，而且不是一般的国家干部，是市委派驻下乡搞社教的干部。我的原单位领导大概万万不会想到我有今天，呵呵，我在心里窃笑。

“文件来了两天了，看你忙着写报告，也就没告诉你。再说，这次去市委党校学习的名单里也没有你，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听说搞社教的干部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等待退休的干部，一种是等待提拔的干部。像你陈秘书，年纪轻轻，不属于退休那种。所以我想啊，提拔你是早晚的事。”柳权给我分析着文件，似乎在安慰我的不快。

我浅笑着说：“书记，你放心。不管我属于何种干部，只要在苏西乡一天，我就必须做好自己的工作，为苏西乡四千五百个父老乡亲办事。”

柳权满意地点点头，背着手踱出办公室。

我找出乡政府的大红印章，认真盖上大红印，开始给郭伟打电话。

郭伟在电话里要求我尽快赶到县里去，说县长今晚要招待他们三个，为他们送行。

放下电话，我几乎是跑步前进去了派出所。派出所有一台边三轮，是县公丨安丨局专配办案车。郝强也不多言语，发动摩托车就走。

一路颠簸，暮色苍茫时分，我们看到了县城隐隐约约的轮廓。

郭伟他们在县委招待所，我直奔过去，到了才发现县长还没来，说是有个外地来的企业，准备到县城投资开发，县长去接待了。

黄奇善因为与我是同一个城市读的大学，见面就显得亲切，看到我灰头土脸的样子，吩咐服务员给我拿条热毛巾来擦擦。黄微微一直矜持地坐在桌子边，微笑着看着我和郝强，只有郭伟，捧着我的报告在认真地看。

一娘生九子，九子不同命。看着他们三个衣着光鲜，意气奋发，踌躇满志，我不由一阵心酸。

郝强告辞要走，我挽留他一起等县长。郝强坚决予以拒绝，说是来县里了，必须要到局里去一趟，一来找领导汇报一下工作，二来跟老朋友一起喝几杯。

等到郭伟看完了报告，他递给我说：“陈秘书的文采很好，报告有理有据，切中要害，写得好。”

他的赞许让我一阵得意，但我不能喜形于色。我一个学中文的，整个报告不是小菜一碟！

“这次去学习，陈秘书不去？”郭伟试探着我。

我轻描淡写地说：“没我的名字，想去也去不了。”

“我听说啊，我们这次回去，先是述职，述职完了再学习，学习完了等分配。也不知道分到哪里。”黄奇善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这个满身书卷气的男人，完全没有官场的气场。郭伟就不一样，随便一站，就让人仰视，完全的一副领导架子。

“都到各县去。”黄微微接过话说：“我也是听说。第一批进党校学习的社教干部，学习完了全部充实到各县机关。”

“市委不留人？”黄奇善紧张地问。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留吧。”黄微微犹豫一下说。

对于她的话，我们确信不是空穴来风，她有个市委组织部的爸爸。

“在事情没有等到正式结果前，我们最好不要谈论。”郭伟语重深长地告诫我们：“组织上的事，不乱传好。”

黄微微洒然一笑说：“是啊，郭组长的话很对啊。”

“下到县里去，岂不是发配？”黄奇善喃喃自语道：“我就知道来搞社教不是什么好事。”

“谁说一定要到县里去？”郭伟的声音明显带着不满。他是我们四人社教组组长，尽管我连这次加起来才见过他两次，但毕竟，他是有任命的。

此话题不能讨论，转而他们问起我在苏西乡的情况。我大惊小怪地说：“世外桃源的地方啊！”

黄微微就一脸羡慕的神色，后悔着说：“来春山县一年多，怎么就从没去苏西乡呢！”

我安慰着她说：“主要是交通不便。再说，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按照报告的思路，将苏西乡的现状仔细描绘了一遍，他们听后啧啧称奇，说现在再不改变，是有辱职责的。同时对我佩服起来，赞扬我坚持在山里工作，从来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是难得的好干部。

其实我啊，给谁提要求呢？我都不知道我属于什么人，莫名其妙来苏西乡做秘书，莫名其妙就成了国家干部。恍恍惚惚的两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我当初的领导是后悔了还是在继续得意。

正说着，服务员进来告诉我们，说县长已经到了。

我们四个人立即毕恭毕敬地站起来走到门边，等待县长光临。

春山县县长刘启蒙，五十来岁年纪，秃顶，挺着大肚子。此人早年读过私塾，五十年代末大学生，满腹诗书。

刘启蒙县长被前呼后拥进来，看到我们，矜持地握手打着招呼。

围着桌子坐下，刘启蒙扫视了我们一眼，特意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带着疑问的眼神就转向了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