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他们来自市委机关，身上有着大机关人的优越与自豪。我与他们比，简直就是个土包子，于是每想到此，心里就会滋生一种强烈的自卑。

我是小机关里出来的人，我之前连个正当身份都没有。所谓的身份，就是我连党员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机关人员。在严格一点，我还不是正式的行政编制人员。因此我不属于体制内的人。

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答应来苏西，除了我回天无力，还有一个让我心动的东西。我的领导说，只要我来苏西，立马解决我的行政编制，让我不再是仰人鼻息的二等公民。

如今这一切，都已水到渠成。我不但是正式的体制内干部，头山还戴着个苏西乡党政办秘书的帽子。

城关镇的三个社教干部打电话让我去聚会，我正无聊，收拾一下就兴致勃勃地去了。

他们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我，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

席间他们大谈人生理想和抱负，他们都是年轻的党员，有一个在学校里就成了党员。他们的资历都比我好，毕业后就直接进了市委机关，我是毕业后两年才进的小局，而且还不是干部。尽管按照政策，大学生都有干部身份，可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干部的待遇。

整个聚会里，我一直微笑，看他们指点江山。

三个同仁，一个毕业于北京人大，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叫郭伟。一个毕业于中部省会，我们的学校比邻而居，他叫黄奇善。

只有那个女干部，毕业于衡岳市师范学院。但是她的背景最雄厚，据说她的父亲是我们市委组织部部长黄山，她叫黄微微。

黄微微与我一样，话也很少。不时微笑，对郭伟和黄奇善的敬酒，总是一笑而过。

到最后，她主动与我喝了一杯。酒后的她，如同脸上飞上一道朝霞，娇艳无比。

饭后我们都留了电话，郭伟主动买单结账，拿着零钱嚷着要走，说是工作紧张。

他们现在都是居村的干部，要下到村里农民家里去。对于我的工作，他们都艳慕不得了，说我一张报纸一杯茶，两腿一翘乐无涯。都说有空一定去拜访我。其中黄奇善好奇地打听我的父亲是谁。

我笑着告诉他，我的父亲是个南下的干部，一个很小很小的干部，小到可以忽略。

黄奇善一点也不相信我的话，又不好继续追问。只好拿眼一直瞪我。

我没有骗他！我的父亲确实是个南下的干部。他一辈子最大的职务，就是企业党委的党务委员。一辈子既没惊天动地的伟绩，也没让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是个老实人，就好像我们家门口的一株千年柳树，一辈子默默无闻。

但他们三个对我的姿态视为莫测高深。只有黄微微，一点兴趣也没有。反而说了一句话，父辈官再大，路还得自己走！

临分别时，黄奇善拍着我的肩膀嘱咐我说，大家都是同路人，能提携的一定要互相关照！

我一笑了之！

乡里安排工作，要我和柳红艳去古德村检查计划生育工作。

柳红艳在我的猴头菇生意结束后不久就结婚了，她嫁给了郑刚，据说他们的婚期在我还没来苏西乡之前就定下了。

结婚不到半个月，柳红艳接到任务却很兴奋。郑刚在会上提出要和红艳一起去，理由是照顾新婚妻子，却被书记柳权断然拒绝。柳权在会上布置郑刚跟郑乡长下去村里催提留款。

我们要去的古德村是苏西乡最偏远的地方，那里主要居民是瑶族人，唯一与外界联系的一条山路也因为春天的山洪爆发而断了。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以借用，连单车都无法走，去那里只能用脚步丈量，而且当天没办法往返。

有人举报，古德村违反计划生育的情况很严重，山高皇帝远，无天管，无地收，家家生育在二胎以上，最多的生到七、八个。

计划生育是国策，是考核干部的必要条件，柳权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知道受到了多少次批评，甚至县里主管的书记发出声音，如果古德村的计划生育问题成了他进步的绊脚石，他就会不顾一切要把绊脚石砸烂粉碎！

山里人对计划生育没有概念。他们的思想很简单，政府管天管地，还要管人家的裤腰带？人多地少的山里人坚强地认为，自己不伸手向政府要一分钱，一粒粮，你管我生几个？

据说早几年乡里派去一个干部，带着一帮人在古德村搞强行结扎，拆了几家草屋，牵了几头耕牛，拉走几仓稻米，把个古德村搞得鸡犬不宁，全村的妇女像躲日本鬼子一样逃进了山里，剩下一群老爷们儿，天天聚在村头喝着包谷烧骂娘。

干部要斩草除根，带着人进山里找人，结果人没找到，干部自己倒失踪了。许多天后有人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下身被砍得支离破碎，县里派了公安来调查，查来查去，没任何头绪，结果不了了之。连个烈士也没捞着，最后评了个“因公牺牲”，也算是对他的一个交代。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干部去古德村检查计划生育工作。

走之前我去了一趟金玲家，她丈夫小李不在家，老李看我来了，满脸浮着感激的笑，一个劲拉我喝酒。

金玲挺着大肚子，趁老李出去抓鸡，急急忙忙在我脸上嘬了一口，脸上全是幸福的微笑。这个女人，我不知道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的，看来我被人借种了。

老李倒提着一只老母鸡进来，满脸堆笑地说：“陈秘书，今晚我们也吃个东北菜，来个小鸡炖蘑菇。”

我推辞说：“老李啊，饭我就不吃了。我今天来，是想交代你一点事。”

老李满面惶恐地说：“陈秘书你有什么事，吩咐就是了。”

我说：“你也知道，乡里派我和红艳去古德村搞计划生育，如果有什么事，你就帮着我处理一下。”

老李显得无比的惊讶，说：“陈秘书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也没什么意思，只是有些事，还是有个交代的好。”

我的钱存在他儿子的基金会，有二十来万。这个钱除了吴倩知道，我姨我都没说。

老李吩咐金玲给我倒茶，搓着手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把姨的电话、地址都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老李，我淡淡一笑说：“其实有什么啊，山里狼多，我还真怕遇到呢。”

老李笑哈哈地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说：“陈秘书啊，亏你还是读书人。现在山里哪里还有狼啊。”

金玲有点想哭的样子，我对金玲说：“嫂子，孩子生下来我还等着喝喜酒呢。”

老李借口杀鸡，留下金玲和我单独在屋里。金玲突然拉过我的手放在她肚子上说：“你摸摸，会动了。”

我尴尬地抽回手，说：“嫂子，这孩子……”

金玲微笑一下说：“放心，天塌下来，也是老李家传宗接代的人。”

我心里突然难过起来，金玲的话已经决定了孩子的前途，不管是不是我的种，他生下来都必定姓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