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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溥仪随身携带的宝物中最宝贵的就是一枚乾隆田黄三链章了，这枚三链章也叫乾隆田黄三联玺，是清朝乾隆皇帝的私人印章，由三枚印章组成，这三枚印章由三条石链连成一个整体，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像这样造型奇特的皇帝印章，极为罕见，再加上极品田黄石，其价值连城可谓玉石中珍品中的珍品，现如今已经无法估价。

乾隆帝田黄三联玺，左“乾隆宸翰”，正方形，高1厘米，边长2.6厘米；中“乐天”，椭圆形，高1厘米，长径厘米，短径厘米；右“惟精惟一”，正方形，高厘米，边长厘米。此联玺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时所镌。系由一块相当大的田黄石雕刻而成，三方印链整体连在一起。

玺文“惟精惟一”、“乐天”皆出于儒家经典。以“惟精惟一”为文之玺在乾隆早期即有多方，常与“奉三无私”、“乾隆宸翰”一同使用。“惟精惟一”出自《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乾隆以此表明其施政思想。“乐天”之义取自《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义即“顺天施化是欢乐于天，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自然之理，故不忧也。”

这三玺的篆刻方式与玺文布局均有不同。“乾隆宸翰”为阳文篆刻，布局章法为传统标准格式。“乐天”亦为阳文，两字居中，左右饰以螭纹，使玺面富有动感。这种字、画结合的形式是汉印的遗风。“惟精惟一”为阴文篆刻，印文用汉代私印形式，采取回文法排列，错开相同的两个“惟”字与延长两字上端一笔都是为取得整个印面饱满匀称、和谐美观的效果。

此三联玺在乾隆帝上千方的小玺中备受青睐，以后各帝亦十分珍视。清末代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携出此印，且随身不离，视如生命般宝贵。

1945年8月17日，溥仪一行搭上飞往沈阳的飞机，日本人说是从沈阳转机去日本，照计划，在沈阳转乘大型飞机。其实是日本人已经将溥仪暗中交给了苏联人，这是秘密协议的一部分。溥仪一行当然不清楚，他们还信以为真马上就会抵达日本。溥仪随身携带的珍宝，装在一个皮匣子里。这里边除了乾隆皇帝的三链田黄石印等少数古文物外，大部分是黄金，白金的制品和钻石、宝石珍珠之类的珍宝，是他准备流亡国外时，作生活费用的。

飞机先飞到沈阳，溥仪在沈阳机场休息室里，忽然听到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飞机，不一会儿，机场上到处是苏联军人。在沈阳迎接他们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苏联人，这让溥仪如梦方醒。就这样，他们在沈阳被俘虏了。在机场候机楼里，这行人被捉个正形，苏军的游动哨已经端着轮盘枪在边上监督着这批阶下囚。后来到苏联溥仪才知道，这是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当局洽降约定，溥仪由日方负责，在沈阳交出，所说去日本，都是一片鬼话，恐怕连吉冈安直也不知详情。

在沈阳机场呆了不久，苏联的大型军用机联翩而降，来了一位穿皮夹克的苏联将军，桥本虎之助赶紧把“三宝”塞在沙发椅下，用脚踢了进去。因他会俄语，所以就充当吉冈与苏联将军的翻译。溥仪等人在沈阳机场被俘后，他一再向苏联将军打手势，递眼色，暗示不跟日本人走，愿意上苏联去。吉冈要求全部飞往日本，苏方坚决不允许。之后，换乘大飞机，但不是日本的，而是押送他们的苏联的大型军用运输机。下午三点从沈阳起飞，溥仪这回真是茫茫然，不知所去。

起飞不久，溥仪的手表就引起苏联军官的兴趣。这位押解军官主动拿出几盒牛肉罐头，几瓶啤酒和一长条黑面包招待他们。当时在被俘惊恐之余，确实也感到饥肠辘辘了，于是就溥仪就领受了他们的“美意”。谁知餐后那位军官却伸出了自己的手腕，然后又指指溥仪手上戴的白金壳手表，面露笑容。溥仪当即“心领神会”，慷慨“赠”表。而那位军官不但心照不宣地戴上了手表，还示意另一军官再要一块，溥仪又让毓嵣把表解下来，毓嵣不乐意地说：“我还得留着看时辰呢!”溥仪急地说：“以后再给你一块!”毓嵣也只好对押送者“恭敬从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