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吻与诉说_导读 在模糊中探索人性——阿兰·德波顿和他的《亲吻与诉说》

导读 在模糊中探索人性——阿兰·德波顿和他的《亲吻与诉说》

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家 汪洪章

以貌似传记的形式写小说，或以小说的笔法写传记，以至使小说与传记的写作界限模糊，并在这种模糊中探索人性，特别是探索普通人性，这要算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小说的一个通例。

小说得写人。这种近乎常识的小说观念也许老套了些，但即使在当代所谓后现代的文化写作语境里，要找一两本不写人的小说恐怕是困难的。写人、写人的情感和欲望、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写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的困难，并进而揭示人或滑稽或荒谬的种种生存状况，至少在将来较长的时间里仍将是小说写作回避不了的主题。与同样以写人为职志的传记相比，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小说出现较晚，即使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算起，其整个历史也不过四百年。而西方的传记写作则源远流长，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初的普鲁塔克及其同时代的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前者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后者的《阿古利可拉传》，都曾对西方的散文、传记、戏剧以及史学著作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西方，小说虽然晚出，但它却也从传记写作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叙事技巧，早期西方小说的写人手法更是直接脱胎于传记。西方小说史上有个较为普遍而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小说都是以主人公命名的。《堂吉诃德》、《摩尔·弗兰德斯》、《汤姆·琼斯》、《高老头》、《包法利夫人》、《大卫·科波菲尔》、《德伯家的苔丝》，乃至《达洛威夫人》，都让人读来颇似传记。这在中国或近代或现代的小说中较为罕见。四大传奇小说中没有一部是直接以主人公来命名的。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用西方人比较注重彰显人性来加以解释。

写人并力图达到传记写作的真实，以使读者阅读时信以为真，这往往是西方早期小说家的共同追求。笛福的《鲁滨孙历险记》、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以及其后直至十九世纪的许多西方小说都是如此。这种为人性立传的冲动（biographical impulse）至今仍然左右着西方的小说家。当代英国的年轻小说家阿兰·德波顿就是这么一位。

德波顿1969年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在瑞士和英国长大。现任英国伦敦大学高级研究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是位典型的学者型作家。自1993年以来已出七部书。根据其第七部书《地位的焦虑》改编制作的三集记录片将于今年春季在英国电视台播出。除下面要介绍的《亲吻与诉说》外，德波顿比较热销的书还有两部。一部是他的第四本书《哲学的慰藉》（2000年），另外一部是第六本书《旅行的艺术》（2002年）。前者单单在英国就已经售出十五万册，而后者在欧洲和美国、澳大利亚已售出四十万册，这种销售业绩在近当代颇为挑剔的欧美读书界是不多见的。那么，德波顿的书里有什么东西竟能如此吸引并打动当代欧美读者呢？

西方传统文化，经过二十世纪种种现代、后现代思潮荡涤和洗礼，目前正面临着亟待整合重组的局面。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将以什么样的态势，再度使世人惊讶，恐怕是众多西方文化战略家和批评家们正在努力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型作家，德波顿对此问题决不会也不能置身其外。他在从容悠游于西方文史哲的同时，也在结合着他这一代人的生存现状，挖掘整合着西方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从而探索一种足以支撑当代西方人生存的精神基点。他的《哲学的慰藉》单在人口基数很小的英国就能卖到十五万册，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个小数目。根据此书改编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哲学：生活指南》后来又在英国电视四台播出。这些都说明，物质生活已很丰裕的西方人，在自己世俗的人生旅途中，仍然需要从自己文化祖先那里汲取营养以获得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扶持自己。

《哲学的慰藉》选取处理了六位哲人——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塞内加、蒙田、叔本华和尼采。在这六位哲人中，有宁静内敛的智者，有世俗而讲求实际的生活导师，也有颇具诗人气质、勃发着生命意志冲动的强人、狂人。德波顿这种选择处理的方式很见用心。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士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一向讲求儒、佛、道的调剂互补。在德波顿的书中，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到这种调剂倾向呢？哲学家，特别是那些以所谓体系完美而著称的大哲学家，如黑格尔，往往会使普通人敬而远之，但在德波顿看来，真正的哲学不应远离普通人及其世俗的生活，而只关注弄清一些抽象的哲学定义；不应只是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假设，而对于人们该如何生活得更好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不闻不问。作者是英国人，而二十世纪一些声名显赫的英国、美国的哲学大家，如罗素、怀特海、艾耶尔竟无一人能有缘入选该书。这或多或少透露了作者对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评判。罗素和怀特海都力图将抽象的思辨还原为数学，而艾耶尔则更是直接地认为哲学是个封闭的系统，它与现实生活无关。这样一来，他们的哲学大概就真的不能给人的生存以慰藉了。难怪比较关注人类当下生存状况的德波顿要将他们排除在其《哲学的慰藉》之外。

《哲学的慰藉》中的六位智者都并不怎么热衷于打造什么抽象的哲学体系，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毕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人性，有的还能以自己的实际人生为例，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当今众多的欧美读者能将目光投向这位如此年轻的学者所写的一部讲人生大问题的小书，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了。

即使在行销四十万册的颇似导游手册的《旅行的艺术》中，德波顿也不忘写一些启迪人思又不乏抒情、调侃味道的美文。波德莱尔、华兹华斯、凡·高、罗斯金等人的名字常常出现于作者的笔端。可以说作者在写一本旅游书的同时，实际上也旨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生的大旅途中，人们该如何生活得更幸福？

德波顿的小说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有一定的距离。它们都写得智性十足，充满对西方文、史、哲的议论，可说是熔文、史、哲于一炉而成就的一种新型的小说艺术。他已出版的七部书中，《亲吻与诉说》是少见的比较像小说的作品。

《亲吻与诉说》是他的第三部书，1995年出版，出版后受到欧美读书界广泛好评。当时作者只有二十六岁。该书实际上是以传记的形式写的小说，或者可以说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传记。在前者的意义上，该书遵循着西方小说写作的通例，只不过书并没有以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命名而已；而在后一意义上，该书又对西方历史久远的传记写作有所批评、挑战和探索，同时不乏对当代西方生活的洞见，很能引起普通人性的共鸣。

传统的西方传记一般都写伟人、名人，在大多数情况又都是死人，作者与传主既无一面之缘，那么传主肖像的描绘也就只能依靠传下来的一些硬邦邦的历史资料或传主所写的日记之类，乃至传记作者道听途说来的轶闻了。如此写出的传记其真实性究竟如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迹近传主的真实生活，特别是其精神生活，这些就都成了一个一个问号。更有甚者，在这些传记里，普通人生活中所存在的普遍人性掩而不彰，好像人类历史只是由为数不多的伟人、名人创造的。于是像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玛丽莲·梦露、W·H·奥登这样的人物，就“顽强而贪心地攫取了传记的地盘”。

不满于这种传记写作的状况，德波顿试图从这块被攫取的传记地盘中划拨一部分给极普通的女子——伊莎贝尔。作者在反思传统传记写作的同时，也探讨着一种小说人物的新的写法，于是有了这部介乎于传记和小说之间的《亲吻与诉说》。

小说的缘起谈不上奇特。故事叙述人是位男子，曾经和一位名叫迪维娜的女子同居过六个月，后分手。一天，他收到迪维娜的一封来信，指责他缺乏自我意识，同时又如此自我迷恋，说他以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一切，而不关心别的任何东西。几周后，在一家书店里，他偶然翻到一本维特根斯坦的传记。在这本传记的护封中央部位，他读到该书一位批评家的如下一段话：“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如此感兴趣。传记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复杂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叙述人“我”有感于这段话中的“同情”二字以及迪维娜的指责，突然意识到理解别人是个普通但复杂而又有趣的过程，意识到传统“传记关注的是非凡生命，它所掩盖的则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在一种为普遍人性作传的冲动驱使下，“我”决心给下一个走进“我”生活的人写传，这个人就是“我”在一次晚会上结识的伊莎贝尔·简·罗杰斯，也就是《亲吻与诉说》女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