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思录 精彩片段：
第四编 精神家园
文学
我所理解的文学，就是把真实感受到的东西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很简单，是吗？然而，这并不容易。难就难在感受原是非语言、前语言的东西，却要把它转换成语言。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进行这种转换，而只是在使用一些现成的语言，所以并不是在表达自己真实感受到的东西。在这里，我姑且假定他们是拥有这种东西的。
哲学与文学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形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哲学之进入文学作品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问题仅在进入的方式。一般来说，哲学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它在作品中最好隐而不露，无迹可寻，却又似乎无处不在。作品的血肉之躯整个儿是文学的，而哲学是它的心灵。哲学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深度，而不是一种观点。卡夫卡的作品肯定是有哲学的深度的，但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哪怕一个明确的哲学观点。哲学与文学的最差的结合是，给文学作品贴上哲学的标签，或者给哲学学说戴上文学的面具。说到底，哲学与文学的区分也不是那么重要，一切伟大的作品必定是一个精神性的整体。
有两种写作。一种是经典性的，大体使用规范化的语言，但并不排除在此范围内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它永远是文学的主流。另一种是试验性的，尤其是在语言上进行试验，故意打破现有的语言规范，力图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它永远是支流，但其成功者则不断被吸收到主流中去，影响着主流的流向。
我知道自己属于前者。我在文学上没有野心，写作于我不过是一种记录思想和感受的个人活动。就此而论，现有的语言已经足够，问题只在如何更加娴熟自如地运用它。但我对后者怀着钦佩之心，因为在我看来，唯有这种语言革新事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创作是一种试验，一种冒险，是对新的未知的表达方式的探索。真正的创作犹如投入一场前途未卜的热恋兼战争，所恋所战的对象均是形式，生命力在其上孤注一掷，在这场形式之恋形式之战中经受生死存亡的考验。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人并不创作。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写作如同琴棋诗画一样是—种嗜好和消遣。或者，如他们自己谦称的那样是“笔耕”，——“笔耕”是一个确切的词，令人想起精神的老圃日复—日地在一块小小的自家的园地上辛勤耕耘，做着重复的劳动，以此自娱。所以，中国的文人诚然能出产一些风味小品，但缺少大作品。
写作作为—种生存方式，可以是闲适的逍遥，也可以是紧张的寻求。前者写自己已有而合意的东西，后者写自己没有而渴望的东西。按照席勒的说法，前者为素朴诗人，属于古代，后者为感伤诗人，属于近代。然而，就个人而言，毋宁说前者属于中年以后，后者属于青年期。人类由素朴走向感伤，个人却由感伤回归素朴。东方是世界的古代，同时又是老成的民族，多素朴诗人。西方是世界的近代，同时又是青春的民族，多感伤诗人。
青春拥有许多权利，文学梦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不得不说，青春与文学是两回事。文学对年龄中立，它不问是青春还是金秋，只问是不是文学。在文学的国度里，青春、美女、海归、行走都没有特权，而人们常常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
世上没有青春文学，只有文学。文学有自己的传统和尺度，二者皆由仍然活在传统中的大师构成。对于今天从事写作的人，人们通过其作品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他是受过大师的熏陶，还是对传统全然无知无畏。如果你真喜欢文学，而不只是赶一赶时髦，我建议你记住海明威的话。海明威说他只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作家多数并不存在，他们的名声是批评家制造出来的”。今日的批评家制造出了青春文学，而我相信，真正能成大器的必是那些跳出了这个范畴的人，他们不以别的青春写手为对手，而是以心目中的大师为对手，不计成败地走在自己的写作之路上。
小说家是存在的研究者，这意味着他与一切现实、他处理的一切题材都保持着一种距离，这个距离是他作为研究者所必需的。无论何种现实，在他那里都成为研究存在以及表达他对存在之认识的素材。也就是说，他不立足于任何一种现实，而是立足于小说，站在小说的立场上研究它们。
小说家诚然可以面对任何题材，甚至包括自己和他人的隐私这样的题材，功夫的高下见之于对题材的处理，由此而显出他是一个露淫癖或窥淫癖，还是一个存在的研究者。
不论小说的写法怎样千变万化，不可少了两个要素，一是叙事，二是虚构。一部作品倘若具备这两个要素，便可以被承认为小说，否则便不能。现代小说的革命并未把叙事和虚构推翻掉，却改变了它们的关系和方式。
大体而论，在传统小说中，“事”处于中心地位，写小说就是编（即“虚构”）故事，小说家的本领就体现在编出精彩的故事。所谓精彩，无非是离奇、引人入胜、令人心碎或感动之类的戏剧性效果，虚构便以追求此种效果为最高目的。至于“叙”不过是修辞和布局的技巧罢了，叙事艺术相当于诱骗艺术，巧妙的叙即成功的骗，能把虚构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信以为真。在此意义上，可以把传统小说定义为逼真地叙虚构之事。